语言包括口头语言、文字语言和身体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重要手段，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口头语言和文字语言，身体语言一般是辅助。在公众考古中，不论是网络直播、考古公开课、模拟考古，还是其他形式的公众考古活动也主要通过语言尤其是考古学语言来进行的。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语言。作为一门学科的考古学也有自己的语言，它是在长期的考古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在表达风格、逻辑构成、表述方式上有着自身特点。考古学语言在为本学科研究发展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成为外界了解考古学文化的藩篱，在公众考古活动中，这个问题更显突出。

　　语言的专业性

　　任何学科都有术语，考古学也不例外。考古学的术语有的来源于传统文献，有的借鉴于其他学科，有的是对国外词汇的翻译，还有的是对一些词语赋予新的含义。比如考古学中常见的“文化”一词就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概念不同。“考古学的“文化”是表示考古遗迹中所观察到的共同体”，而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在科学、技术、艺术、教育方面和精神生活及其他方面达到的总成就。”因此说到文化，一般公众可能会想到小说、戏剧、诗歌、散文、舞蹈、绘画、建筑等艺术形式。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可能会想到一系列遗址，提到仰韶文化就会想到小口尖底瓶，想到彩陶；提到龙山文化，就会想到黑陶、蛋壳陶等。公众考古的第一步就是要进行术语的扫盲，在外界不了解考古学的术语情况下，公众考古的工作就会步履蹒跚，如同“老牛拉车”。

　　语言的通俗性

　　语言是否通俗是影响公众考古开展的重要因素，而这正是考古学语言所缺乏的。

　　一是囿于考古学研究的对象（田野考古发掘出来的实物资料）和考古工作的研究方法（类型学）。一方面实物资料种类繁多，年代不一，名字芜杂；一方面为了研究的需要，考古工作者对它们会进行类型式的划分，会对遗物的不同部位命名及形状描述。一件戈，有穿、胡、内、援；铜钟有钲、鼓、舞、甬、枚、铣等；口部就有敞口、侈口、敛口之分；底部有平底、圜底、圈足、假圈足、喇叭形的区别。这些语言过于晦涩和单调，难以引起读者兴趣，使人们阅读考古学文章的时候要么快速一扫而过，要么浅尝辄止，要么昏昏欲睡。

　　二是囿于公众考古对象的层次：一是年龄层次，二是受教育层次，三是对考古认知的层次。不但不同年龄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对考古学的认知不同，就是同一年龄段的人也不完全一致。不同层次的人对语言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在公众考古活动中，经常是几种层次的人同时存在，就要求我们的语言尽量通俗，表达尽量生动，使得公众考古工作能切实达到预期目的和效果。

　　语言的陌生性

　　主要是考古学中很多生僻字。如果说哪门学科中的生僻字多，非考古学莫属。不必说还有相当数量的甲骨文释读，就是对一些青铜铭文、竹简的释读学术界还存在争议。如果没有一定的古文字知识，要想通畅阅读一篇先秦时期考古学文章是比较困难的。偶尔的生僻字当然不能影响我们的阅读和理解，但生僻字太多显然会降低阅读的兴趣。四川博物院院长盛建武先生在北京保利博物馆参观时，也碰到一些字不能切实认识，有感于此，遂组织有关人员编写了《常见文物生僻字小字典》。行内专家都可能碰到生僻字，何况非行内人士。因此建议各个刊物在发表有关先秦文章尤其涉及到一些文字的释读时，好能注音。对著者编者可能是举手之劳，但对读者就会省下相当多功夫，不至于因只能望文生义而导致弃之敝履。

　　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安特生发掘仰韶遗址开始到现在不到百年，本身还处于发展阶段，有一些理论、概念、术语学术界认识尚不统一。就拿公众考古而言，有叫公共考古的，有叫大众考古的；学科发展时间短还造成很多公众对考古学语言并不熟悉；而当前从事公众考古活动的主要是考古界人士，在语言的使用上不可避免带有考古学的痕迹。这是我们在公众考古活动中要注意语言使用的原因。

　　公众就是大众，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指出要做好“大众化”，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目的就是用群众的语言来开展文艺工作，公众考古工作语言也当尽量群众化。一些做得较好的公众考古工作就比较注重语言问题，2016年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通过新浪微博直播了信阳城阳城遗址18号墓葬考古发掘，就是一次成功的案例，原因之一就是“注意了微博语言的人格化”，其“牛肉汤” 一词引爆网络，虽不够严谨，却引起广泛关注，通过专家的解释，广大网友获益匪浅。

　　总之，在公众考古活动中，语言问题虽不是决定性问题，但如果解决不好可能会事倍功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