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尽管考古学家已经大致描摹出五谷六畜等人类基本生活资料的来龙去脉，但在真相之潭的深处，更多的疑问和细节正随之浮现。

　　中国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学家正联手用国际前沿的科技手段来寻求突破。他们认为：在漫长的时光里，动物和植物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铭刻着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密码”。

　　日前，代表着中国动植物考古高水平的学者齐聚中山大学，展示了新考古成果。“南海一号”船员吃什么?秦朝人如何养马?早的“凤凰”来自哪里?……透过那些与人类同行的动植物的遗存，考古专家看到了充满烟火气息、鲜活的中国史。

　　还原普通人的历史

　　在陕西宝鸡的周原遗址上，动物考古学家重新发掘了一个发现多年的制骨作坊。在仅20平方米的探方里，他们清理出近2吨的黄牛肢骨，这些牛骨就是用来加工骨器的原料。

　　这个制骨作坊生产的是骨笄、骨针等普通生活用品，比起反映王朝运行模式的青铜作坊，它似乎没那么“重要”。“但我更愿意还原普通人的历史：骨笄如何束发，骨针如何织补等。”研究者之一、郑州大学的赵昊博士说。

　　通过先进的微痕分析技术，研究揭示出：整个西周时期，这个“国企”一直坚持用一套模板，并引入了标准化生产模式，以应对城市人口对日用骨器的大量需求。

　　更有趣的是，它侧面印证了周原遗址是“王都”的考古结论，并可能推断出都城有多少人，多少头牛被屠宰……

　　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袁靖说：“相比宏大的区域考古结论，我们更希望把一个个遗址的研究做深入，让骨头讲出更多生动的故事。”

　　社科院考古所科技考古中心副研究员吕鹏率领的团队通过锶同位素、DNA和形态学分析，知道了“南海一号”上的船员何以为食。原来，他们在捕食鱼类之余，还携带着猪、羊、牛、鸡、鹅等，并可能从其中获得奶、蛋和畜力。

　　一项关于中国古代养马史的研究中，在社科院考古所进行交流的日本学者菊地大树获得了迄今不为人知的秦国马匹生产的新见解。他通过对马骨的同位素分析发现，当时的秦人会根据马的年龄选择不同的饲养方法。

　　五谷的起源与传播

　　中国农业起源和传播一直是世界考古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社科院科技考古中心主任赵志军研究员说，近20年来的植物考古新发现证实了史书中的“五谷”就是水稻、谷子、糜子、小麦和大豆，这五谷的起源问题“已经比较清楚了”。

　　更有趣的问题是：它们是如何从起源地向四周转播的，而其他地区又如何接纳了它们?

　　例如，在农耕传统深厚的中原地区，对起源于长江流域的水稻和起源于西亚的小麦，人们的接纳过程就有所不同。

　　首都师范大学钟华博士的研究发现：传入中原地区的水稻倾向于被下层普通民众首先接纳，考古发现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小麦的接纳则似乎由上层人群推动，考古发现有着强烈的同步性和区域指向性。

　　一些作物的传播时间比预想的晚。比如，水稻何时传入珠江流域?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杨晓燕通过对岭南地区出土新稻米遗存的AMS碳十四年代测定，认为在距今2500年前后，此地稻作才开始发展，“远远晚于之前的预想”。

　　研究显示：在那之前，珠三角的人们除了渔猎，还采集坚果，管理和种植棕榈、芭蕉、蕨根、慈姑、马蹄等作为生计。

　　与人类同行的时光

　　赵志军说，动植物考古在很多层面上能相互对应，互为补充，揭示食物构成和变化如何塑造和改变古代人类的生活。袁靖则认为，比起人类在地球的时光，动植物似乎才是真正的“见证者”。

　　有时候，这段时光变成了悲剧。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员李文艳所在的团队调查了51个遗址的麋鹿骨头遗存，发现这种盛极一时、却终在汉朝销声匿迹的温顺动物灭绝于人类贪婪的捕杀。

　　研究结果显示：新石器时代以来，麋鹿不仅是先民获取肉食、制作工具的主要狩猎对象，更是先民随葬祭祀的重要祭品，与楚人关系紧密，围捕之风愈演愈烈，以致“鹿尸成山”。

　　有时候，蹁跹的时光绽放出瑰丽的想象。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罗运兵研究员跨界动物和美术考古，提出石家河文化出土的玉凤是中国目前可确认的早凤凰形象，其造型来源于雉、鹤和孔雀等。

　　更普遍的现象是，食物是人类社会关系的“镜子”。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刘歆益通过对赤峰地区黍和粟的粮食加工证据的观察，发现古代社会从新石器时代的共同加工和分享消费的“公社模式”，逐步转变为青铜时代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责任”。

　　“中国动植物考古已经由青涩的初创期进入到了成果丰硕的成熟期，”赵志军说，不断创新的技术和方法正带来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向一个个新研究“发起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