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专为帝王之家看病的太医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同时也非常辛苦。正所谓“伴君如伴虎”，太医工作表面光鲜，实则压力很大，稍有不慎就可能招来灭顶之灾。如今世间存留的“太医文物”不多，透过有限的文物，人们亦能感受到古代医者的艰辛，体会到医学发展的不易。
太医品阶普遍不高
古代将太医供职的机构称作“太医局”或“太医院”。据史料记载，清时太医院设在北京东江米巷，大门向西，上悬挂红底黑漆字“太医院”匾额，左右两侧分别为土地祠和听差处。院内有大堂五间，悬挂康熙皇帝赐太医黄运的亲题诗文：“神圣岂能再，调方近情。存诚慎药性，仁术尽平生”，以此作为太医院院训。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枚清朝“太医院印”，印面7.7×7.8厘米，通高10.8厘米。印铜铸，有柱钮，印面有阳线宽边框，铸满汉两种文字，其中汉文为仿古篆，右上起顺读“太医院印”，满文为篆书体，左上起顺读。印台亦有满汉两种文字刻款：“太医院印，礼部造，乾隆十四年正月（某）日造，乾字一千八百三十一号”。清代官印工艺普遍繁复，而这枚“太医院印”素面无纹，艺术价值不高，这恰恰反映出太医地位的卑微。
据《清史稿·官职志》记载：清代太医院为五品衙门，设院使1人（相当于院长），副职2人，称“左右院判”，另有御医13人。这些太医平日分两班轮值供事，除负责皇帝的医疗保健外，还负责为皇子、宫妃、重臣、外宾诊病；倘若帝王出巡，太医还要随从侍候。太医虽随侍于帝王之侧，但相较于他们的服务对象和作用而言，地位实在不高。太医中品阶高的“院使”也不过是五品官，普通御医只有七八品，且被蔑称为“方技官”，与算命、看相的方士并列。
太医所呈奏折
皇帝朱批字字惊心
古人“轻症不求医，求医必重疾”，因而常常错过了佳治疗时间。皇帝也是如此，面对复杂、棘手的病情，他们急于求成，一味催促医官；倘若治疗效果欠佳，皇帝还会训斥、甚至惩处太医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有多张太医上呈的奏折，内容多是关于重臣、要员的治疗情况，但效果多不理想；皇帝阅后，在奏折上留下朱批，批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医官的不满。如康熙四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康熙皇帝在给太医院右院判刘声芳、太医李德聪等人的朱批上写道：“用心治”，“用心”二字已流露出不满之意；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一日，乾隆皇帝在太医院院使刘裕铎的奏折上朱批道：“快快的治，钦此”，“快快”明显是极力敦促，要求赶快把病治好，不得贻误；康熙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康熙皇帝在太医院院使孙之鼎、外科大夫段世臣、太医李德聪等人的奏折上朱批：“庸医误人，往往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就给医者扣上“庸医”的帽子，令人寒心。此外，还有“他们说是好些么，到底治死了，钦此”“此劣等大夫们知道什么”，诸如此类的批文让观者不寒而栗，太医们读后的心情可想而知，也难怪历史上许多医官会“用药而惊悸至死”了。
“慈禧药方”回天乏术
清代宫廷脉案皆由太医院掌管，尤其是给皇帝、皇太后开的药方更是绝密文件，不得外泄，违者轻则杀头，重则株连九族。这些医疗档案流传至今实属不易，它们除了具有学术价值外，也为研究一些历史疑案提供了重要线索。
2016年12月，北京保利上拍了一件脉案“药方”，据称是太医施焕为慈禧太后亲笔书写。施焕在文中记录了为慈禧太后诊脉的过程，并开具了“粳米饭锅巴（焙焦研极细末）、陈年火腿骨（煅研极细末）”两味“药”，并嘱“以红白糖和淡橘红水调羹，另用乌梅五钱甘草一钱煮水徐徐咽之”。观者不难发现，处方中所谓的“药材”其实就是常见的食材，并不能治疗疾病。那么太医为何会开具这样一张“药方”呢？今人从落款时间“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可知，慈禧当时命不久矣，次日便驾崩了。由此看来，或许太医自知无力回天，所以开具的“药方”都是些补充营养的流食。
据史料记载，光绪帝、慈禧相继去世后，开具此“药方”的太医施焕被“降二级留任”，与其同朝为官的太医院院使张仲元等人则被革职。
“后一任太医”的物件
太医平日工作繁重，偶得闲暇，则会效仿文人，以笔墨释放压力、寄托情怀；亦有太医爱好风雅之物，即便小小的药罐，也要选择极为上乘的材料，精心雕琢，以彰显自己独特的品位。
著名收藏家马未都早年购得一对药罐，各高8.5厘米，呈竹筒状，可称之为“药筒”。这两只药筒皆为象牙材质，筒身分别阴刻“止痛散”“还魂丹”，另一侧浅刻山水图，清新淡雅。整器工艺细腻，繁简相宜，另嵌有银题“任锡庚”款识，虽为实用之器，却取意雅致。
这对药筒的主人任锡庚可不是一般人物，他曾于清末光绪、宣统两朝任太医院掌印御医，号称“后一任太医”。任锡庚在太医院供职30余年，著有《太医院志》，详尽记载了太医院的规章制度、日常事务、历史渊源流变，以及许多逸闻。因为颇有名气，任锡庚平生使用的物品有一些流传于世，受到藏界追捧。得益于有心人的收集保存，任锡庚的日记体手稿于2007年陆续公布，这些珍贵的文献填补了许多历史空白，对中医药学的传承发展贡献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