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约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是人类起源、演化的早阶段，也是人类历史上漫长的时段。数百万年时光中出现过的人类身影和他们创造的物质遗存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换，大多已灰飞烟灭；那些幸运地保存在古老堆积中的珍贵遗存也因自然作用、人类社会发展建设、战火等或多或少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然而，考古工作者的使命，就是通过田野调查与系统发掘，与消逝的祖先直接对话，直面古人类生存与演化的各个细节。因此，对于考古人来说，每一年的发现与研究收获都是振奋人心的，都值得浓墨重彩地记录。2019，也不例外！

　　考古发掘

　　我国因地形地貌和地质堆积特征在不同区域各不相同，大致上可分为青藏高原大区、秦岭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以及秦岭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总体来说，北方地区的旧石器遗址发现的数量相对丰富，其他区域次之，但整个2019年，我国旧石器遗址的发现可以说是遍地开花，自西向东，精彩不断。

　　首先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说起。这个地区的旧石器考古发现一直以来数量相对较少，但始终给我们构筑了很多的想象空间。早在2018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的团队，在西藏那曲尼阿底遗址的发现了距今4万年古人类制作的石器遗存，这为我们探讨当时古人群迁徙、石器制作技术传播或演化提供了重要证据，也为我们探索人类在高海拔地区的适应能力、复原高原古环境、气候提供重要材料。2019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所陈发虎院士的团队将人类进军高原的时间推进至距今16万年。团队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甘加盆地的白石崖溶洞中，发现中更新世古老型智人的下颌骨，古蛋白研究结果表明，其为青藏高原的丹尼索瓦人，是青藏高原目前早的人类活动证据，也是除俄罗斯丹尼索瓦洞之外首次发现丹尼索瓦人个体。该发现为探讨东亚直立人、古老型智人、和现代人演化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甘肃夏河古老智人下颌骨（张东菊 供图）

　　再把视野移向中国北方。我国北方中西部分布着广袤的黄土堆积，这个区域一直以来是旧石器考古的重要区域，以往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古人类遗存出土记录。2019年，这里依然产生了大批新的发现，其中遗址类型多样，时代涵盖了距今数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早期至距今数万年的晚期。甘肃张家川县杨上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打制石器和动物化石，对于研究中国西部地区早期人类的文化和生存适应方式有着重要的意义。该遗址也是陇西黄土高原发现的年代较明确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之一。陕西省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位于秦岭地区的梁山余脉、汉江右岸第三级阶地上，距龙岗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仅3公里。洞穴中罕见地保留了距今10-1.5万年间的人类化石和丰富文化遗存，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该遗址发现的人类化石，具有典型的早期现代人特征，是中国南北过渡地带秦岭地区首次发掘出土的早期现代人化石，为研究秦岭地区晚更新世晚期的人类体质特征、现代人在中国境内的扩散与时空分布提供了十分关键的材料。山西吉县清水河流域的东梁峁遗址也有石器遗存发现，包括小型石片制作的刮削器和尖状器等，出土动物骨骼种类多为中国北方中更新世的常见种属,反映了疏林草原的生态环境，根据地层和动物群对比推测遗址形成于中更新世早期阶段。天津市蓟州区的旧石器考古工作持续十余年，2019新开展工作的朝阳洞遗址填补了天津地区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现的空白，将天津地区早期人类探源研究向前推进了关键一步，根据这项发现，我们已经能够初步构建出天津地区距今10万年以来旧石器文化编年序列。研究者认为天津北部区域旧石器时代从早到晚存在从大石片工业至小石片工业，仔到以燧石为主要原料的小石器工业，再过渡到细石器工业技术演变过程。

　　转向中国南方。整个2019年我国南方的发现虽然从数量上相对较少，但成果则是非常让人欣喜的，主要指向湖南临澧县条头岗遗址，该遗址在35平方米的发掘面积内发现包括石锤、石砧、石核、石片、工具在内的各种石制品7300余件,在南方旧石器遗址中较为罕见，其年代约为旧石器时代中期，反映了长江中游一种新的石器工业面貌，为研究华南砾石石器工业的区域多样性和古人类的技术演变、适应行为提供了重要资料。

陕西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张改课 供图）

　　田野调查

　　上面总结了本年度所有被正式公布的遗址发掘项目，而除了考古发掘项目以外，田野调查也是我们的工作中较为重要的环节，各种形式的考古学田野调查极大丰富了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数量与类型记录。本年度报道的考古调查工作以黄河流域为丰富，泾河流域中下游调查工作新发现晚更新世旧石器地点16处，集中分布在关中平原泾河及支流的黄土堆积上。晋陕峡谷陕西一侧延安段新发现5处旷野石器地点，采集石制品556件,部分石制品直接采自于遗址暴露出的黄土地层剖面上，年代约为晚更新世晚期。黄河中下游之交处的平陆县复查确认和新发现旧石器时代地点共10处,采集石制品共45件。据地层和石制品特征推测，这些地点主要属于中更新世晚期和晚更新世。山东枣庄市旧石器考古调查共发现新地点4处，调查共获得161件石制品，其中近1/3采自地层之中，遗址时代大致为晚更新世晚期。

　　南方地区的考古调查工作也有一定覆盖。水阳江是长江下游右岸的一条重要支流，流域内宣城麻村旧石器遗址经过考古调查与发掘，调查采集石制品71件，发掘出土石制品78件。遗址埋藏于水阳江右岸第二级河流阶地的红色黏土层中，显示中国南方砾石工业的特点，推测其时代为大致为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期。

　　古人类经过了漫长时间的演化，在更新世后一个阶段，在智力水平、认知能力和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和主动利用方面获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人类社会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而这两种社会形态之交的转型研究，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旧、新石器过渡时期遗址在南北均有重要发现，这些发现为探讨晚更新世晚期以来现代人行为复杂化以及整个社会复杂程度，系统再现从狩猎采集社会向早期农业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提供了重要材料，为解读中国现代人出现与扩散模式、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过程中生计模式的转变等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广东青塘遗址是华南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典型洞穴遗址，洞穴中发现了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连续的地层堆积，清理出墓葬、火塘等多个重要遗迹，出土古人类化石、石器、陶器、蚌器、角骨器、动物骨骼及植物遗存等各类文物标本一万余件，建立起距今约2.5万至1万年连续的地层与文化序列。长城以北坝上高原的河北康保兴隆遗址出土了大量细石核、细石叶、石片及动物骨骼等文化遗物，遗址堆积丰厚，出土遗物丰富，初步构建起了坝上地区北部自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序列，是本区域考古学文化命名和分期研究的标杆性遗址。

广东青塘洞穴遗址（刘锁强 供图）

　　研究进展

　　田野考古是我们对话远古人类的手段而非目的，将考古材料转化成科学认识才能体现田野工作的意义。2019年的旧石器考古研究涵盖了人类起源、石制品分析、制作技术研究、功能分析、模拟实验、田野工作方法等诸多方面。下面就这些方面进行一个梳理。

　　近年来，古DNA研究指示现代人和早期智人如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存在基因交流，以往古人类起源上的“非洲单一地区起源说”中的“替代”“灭绝”等观点已无法立足。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李锋学者等通过对中国发现的旧石器考古材料研究发现，我国乃至东亚地区，石制品原料特点及开发利用方式、石器制作技术、石制品类型、形态与组合特点、区域文化传统演变等旧石器文化传统的重要特征具有很强的延续性，阿舍利、莫斯特、石叶等典型的欧亚大陆西侧典型元素在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空间内在东亚出现，可能指示了间或的交流，而非文化上的主流及人群的替代。北京大学王幼平教授也梳理了晚更新世华北地区石片石器发展历程，探讨石片石器与南邻的砾石工业、与北部边疆地区新发现的莫斯特文化遗存，以及与更晚来自西北方向的石叶/细石器技术的交流互动，提出石片石器是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发展的主流，亦是追溯该地区现代人出现与发展至关重要的考古学证据。

　　在诸多古人类制作的石器类中，细石叶是研究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行为的重要载体。本年度我国多位学者在这个方面进行了深度探索，探讨了细石叶技术与社会组织复杂化早期进程的关系，认为细石叶技术使狩猎采集群体流动性提高，但其攫取式获食方式迫使人类改变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定居程度提升又导致细石叶技术优势丧失。相关的社会组织方式转变是社会组织复杂化的早期阶段，或为彻底定居化乃至进入新石器时代提供了基础。细石叶技术中楔形石核技术的研究格外引人关注，研究者尝试运用操作链的理念,借鉴“概念型版”的思想，建立细石叶技术分类系统，认为楔形石核与锥形石核、船形石核等的区别不仅仅是形态上的区别，而是整个制作理念上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就细石叶技术在华北的扩散问题略作讨论。细石叶工艺起源亦是热点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陈胜前教授等学者建议未来的细石叶工艺起源研究应该注意厘清概念、明确问题、反思立论前提、拓展范式，从而更好地了解古人行为与古代社会的变迁。

　　石器功能的判断一般通过形态分析、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模拟实验等研究手段。宁夏鸽子山史前遗址发现了大量形态不一、制作精细的尖状器，研究表明，这些石器的形态特征可能是适应环境的很好例证。同处宁夏的水洞沟旧石器遗址发现大量白云岩质的细石叶和石片，通过模拟使用实验和微痕观察，发现细石叶适于装柄使用，以刮、切、削等利用侧刃缘的运动方式效率为高，尖部用于加工硬度较低的动植物效果较好。石镞作为一种投射类工具，国内的模拟实验研究开展较少，有关学者以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环境背景和石器原料为参照,通过微痕实验，发现射击类带尖石制品的重复使用情况可以通过微痕进行佐证。

　　石器制作方法也一直是旧石器考古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砸击技术是早期人类基本的剥片技术之一，享誉世界的河北省泥河湾盆地麻地沟遗址中发现大量的相关遗存，结合石器打制实验，研究者讨论了砸击法的应用方式、经济效益、产品辨识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砸击技术的适用情况,并倡导在以后的砸击法产品辨识过程中应以各地原料为基础进行实验观察,进而对遗址中砸击法产品进行对比和辨认。基于模拟打制实验在旧石器考古研究中的重要作用，2018年在河北阳原由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主办了“第一届中国石器打制技术培训班”，2019年第二届培训班移师吉林，学员仍然来自全国各研究机构，以高校教师为主，为旧石器考古研究水平的提高、扩大学科影响力、加强人才储备提供了重要平台。

　　随着研究手段的发展和研究理念的转变，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发掘和记录方法也发生着变化。以往学界曾对于旧石器考古发掘使用的水平层发掘法进行探讨，本年度继续有研究者关注此研究方向，以河北泥河湾盆地东谷坨遗址的新发掘为例,研究者详细介绍了该遗址发掘和记录的规则以及具体方法，呼吁建立具有科学性和包容性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操作规程，对今后的工作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第二届中国石器打制技术培训班（王春雪 供图）

　　整个2019年，全国高校相关专业中，十余位硕、博士的学位论文与旧石器考古相关，研究内容涵盖了石制品分析、年代学、地理信息、古环境、旧石器遗址保护与利用等方面。

　　2019年，国务院核定公布的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名单当中，古遗址167处，其中旧石器时代遗址15处。既有早期发现并开展工作的峙峪、鸽子洞、大岩等遗址，也有近年发现并引起高度关注的尼阿底、通天洞、华龙洞、青塘、磨刀山等遗址。

　　岁末年初，各省市地区的考古汇报总结会陆续开展，几乎所有汇报中都有旧石器时代的新发现，较之于二十世纪旧石器研究的清冷局面，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时值隆冬，但丰富的发现和不断壮大的研究队伍，让我们感受到了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