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王恺先生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沛县一个偏僻农村，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参加工作以来，先后主持调查发掘隋唐洛阳含嘉仓、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及兵马俑等遗址、墓葬，历任狮子山西汉楚王陵考古队领队，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馆长、研究员，江苏省文史馆馆员，江苏省第六、七、八届政协委员。

王恺先生回到阔别几十年的母校留影。

初战告捷

　　王恺北大毕业后，受国家派遣赴洛阳博物馆工作，第一项任务就是协助北京大学宿白教授的研究生孔祥星整理以前发掘的唐墓资料，特别是涧西出土的一些唐墓资料。他运用在北大的所学知识对塔式罐进行排比研究，圆满完成此项任务。
　　自那时起，在整个“文革”的艰苦岁月里，王恺克服单调和孤独的生活困难，别人在“抓革命”，只有他在顶着“臭老九”的帽子到处“促生产”。在动荡与混乱环境下，他一直坚持业务学习和考古调研，骑着自行车跑遍涧西、浐东、洛南、北邙以及整个洛阳市区和郊区，为以后成功发现发掘数百座各个时期的古墓葬打下坚实的学术功底。
　　1969年冬天，洛阳博物馆在洛阳车辆段车修车间基建工地发现隋唐洛阳含嘉仓，王恺被派去主持钻探工作。他一干就是三年多，探出粮仓270余座。该粮仓规模之巨，储粮之丰富前所未有，引起国内外各界人士关注。含嘉仓的发现，不仅为研究隋唐大型官仓及储粮制度提供重要实物，也为今天建设地下粮仓留下一份防潮建仓资料，对粮食储备也有重大现实意义。初战告捷，这是王恺在考古发掘工作中创造的第一个辉煌。

建功桑梓

　　1977年3月22日，王恺在古都洛阳奋斗14年后，此时已年逾不惑的他，应调前往徐州博物馆工作，从此徐州有了第一位科班出身的考古学家。来到徐州的第三天，他就迫不及待地投入工作，随博物馆同志考察土山汉墓。土山汉墓于1969年发现，1970年南京博物院对其进行了发掘，出土有银缕玉衣、鎏金兽型砚盒、雁足灯、兽柄铜壶等珍贵文物，大家都认为这就是主墓室，土山汉墓的发掘工作已经结束。
　　但是，王恺看到发掘之墓不在封土中央，且墓葬规模偏小，认为封土下边一定还有另一座墓，一座更大的主墓。他将自己想法向馆领导汇报，同时建议对土山进行钻探调查并获批准。王恺引入钻探含嘉仓的洛阳铲技术，经过一个月努力，找到土山二号墓（土山汉墓的主墓）。试掘期间出土的文物证实，这是王恺所发现的第一座东汉彭城王墓，那时的王恺已被世人视为传奇：“洛阳来了个考古学家，手拿小铲找墓，十个有九个准。”
　　王恺凭着踏实的工作作风和丰富的专业知识，先后主持发掘子房山三号墓、东洞山西汉楚王墓、 拉犁山一号墓、卧牛山一号墓等一批西汉墓葬。
　　1984年12月4日，徐州砖瓦厂在狮子山西麓取土烧砖，又挖出一处兵马俑坑，随后王恺被抽调到狮子山发掘工地。1985年10月，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建成开放，王恺等编写《江苏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第一次发掘简报》，发表于1986年第12期《文物》。至此，兵马俑的发掘工作暂时告一段落。
　　当时许多人认为狮子山西麓是古代烧制陶俑作坊的仓库，但王恺等专业考古工作者凭着深厚的学术素养，敏锐意识到这只是墓葬一个组成部分，并认定主墓应该在狮子山上。王恺发誓一定要找到它，并在1987年市文化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不找出狮子山兵马俑主人墓，我死不瞑目。”

1984年，王恺在汉兵马俑坑清理文物现场。

　　从此王恺再次踏上寻找汉代大墓的苦乐征程。在经历三次科技探墓失败的情况下，后他还是通过多年逐人问询的“笨”办法，抓住“有人曾经在山上挖过红薯窖”这句不起眼的话，峰回路转发现线索，顺藤摸瓜找到墓道及主墓室。
　　经发掘，狮子山西汉楚王陵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结构独特，也是徐州出土文物丰富的墓葬，所出金、银、铜、铁、玉、石、陶、漆器等高等级文物达2000余件，其中享有“四”之称的金缕玉衣、被誉为“中华第一棺”的镶玉漆棺等玉器闻名全国，被评为“199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后又荣膺“中国二十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
　　由于王恺找到并科学考古发掘了狮子山西汉楚王陵，从此这座海拔仅有58米的狮子山，成为徐州市有名的山之一，也使一个不知名的小山村，建成享誉世界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王恺也藉此到达了考古生涯中又一高峰。
　　王恺找到的两座大型王陵，出土大量精美的两汉文物，为徐州两汉文化研究和繁荣提供丰厚物质基础，为徐州树立“两汉文化看徐州” 的城市文化品牌提供坚实理论依据。

学术大家

　　在40余年的考古生涯中，王恺清理发掘墓葬300余座，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学术研究，写出报告、简报及论文百余篇，在汉墓、汉俑和汉画像石等多个方面都有开创性研究。
　　在考古工作者认定土山为某一代东汉彭城王墓强势语境下，2014年王恺却在本地媒体推出独树一帜的新观点，推断其为东汉楚王刘英墓，体现他对学术认知的永不满足。目前土山汉墓正处在又一次的考古发掘中，这也是他大力呼吁的结果之一——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发现新证据来验证“中年王恺先生”、“老年王恺先生”的对错。但无论结果如何，他对学问真知的追求和渴望值得每一个人尊重。
　　王恺不仅自己进行学术研究，而且长期无私提拔后学。早在1979年徐州地市尚未合并之时，当时地区文化局要办一期文物干部短期培训班，王恺负责业务讲课和发掘实习，培训班人员均为徐州8县的文物干部。经过培训，学员们都掌握了基本发掘技能，提高了文物业务水平。后来这些学员都成了各县的文物工作骨干，不少还当了馆长，个别还被提拔为副县长。通过类似各种培训，王恺带出数位馆长、处长以及多名有建树的文物工作者。

1995年，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墓考古发掘现场。

秉笔直书

　　在王恺的回忆类文章中，能看到一个大写的“真”字。如对土山考古工作的追述，考古工作在那个荒唐时代的种种遭遇，人物、事件、时代背景扑面而来，基本做到不隐恶、不唯上，不为尊者讳，不为长者讳，不为亡者讳，作为第一手历史资料，利于后人反思过去，引领未来。
　　在回忆文章里，王恺对自己也是秉笔直书，他毫不避讳来徐州工作的原因之一，就是为解决家属“户口”问题，对待工作中的失误也不掩饰。他在书中叙述“1965年，关林钢厂新建车间，钻探出近百座唐墓。我被派到关林钢厂配合基建发掘唐墓，住在关林东院的原库房修复室里。每天白天去钢厂，晚上回来住。在关林我发掘出的几件文物至今记忆犹新。一件是玻璃瓶，它很薄，我很注意，但还是把它碰破了，造成终身遗憾。”每每提及此事，他都充满自责。
　　王恺是江苏省连续三届的政协委员，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博物馆协会会员，秦俑学研究会及两汉文化研究会理事、委员，汉兵马俑博物馆馆长，九三学社徐州市科技二支社主委。利用这些多重社会身份，他一有机会就宣传徐州的文博工作，宣传兵马俑，宣传楚王陵。他写出的提案有百余件，内容涉及文博界、城建、工农业生产、居民生活、“两个文明建设”等方方面面，并多次获得“优秀提案奖”。在省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提出的《关于抢救土山汉墓文物》提案，八届五次会议上的《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文物保护刻不容缓》提案，均受到省、市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有力推动了徐州考古事业发展。
　　除了研究论文，王恺还积极撰写多种科普读物，向社会大众普及文物、考古知识，配合各级媒体宣传徐州考古事业。他多次做客央视。先后在一套、二套、四套、十套、十二套“见证”“历程”“讲述”栏目推出的《王陵疑云》《走遍中国》《王陵发现者》《王陵之谜》等纪录片，主要以发掘兵马俑和寻找兵马俑主人墓的感人事迹为内容，面向全国播出后，掀起“两汉文化看徐州”的热潮，全国各地游客、媒体纷至沓来。这些大规模的宣传报道，树立了徐州优秀旅游城市的良好形象，提高了景区的知名度，使两汉文化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现在的王恺先生每日仍笔耕不辍，他要帮助单位把狮子山西汉楚王墓的正式发掘报告整理出版，这是他心中永远不能割舍的牵挂。2013年他出版《叩开楚王陵——我的考古之路》一书，在自序部分深情地说：“我已与孩子们商定，待我百年之后，把我的骨灰撒到狮子山和土山上。我用了毕生精力找到它们并发掘出来，我要与它们永相伴。”这是他能成为一代考古大家的境界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