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立了国力雄厚、版图空前的汉朝。汉武帝时期，凭借王朝的武力与臣子坚韧不拔的毅力，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得以凿通，汉朝的威名远扬。
东方的汉朝（前206—公元220）与西方的罗马帝国(前27—公元476)雄霸着地球的东西方，并互有交流。有着“绣像的汉代史”的汉画像石中记录了哪些外来文化，反映了当时怎样的国际交流？一起来看一看。
汉画与罗马美术同时代产生
汉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对外来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作为外交使者，张骞的两次中亚之行都未达到出使目的，但作为地理探险家，张骞的中亚之行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正是由于张骞的中亚探险，改变了世界文明史的发展，使中国文明和地中海文明在中亚直接相遇，随后以丝绸为代表的中国文明迅速向西传播，直达罗马帝国。
实际上早在张骞通西域以前，在民间就有文化交流活动。大量的考古发现证实，在丝绸之路开通前，早已存在着一条鲜为人知、沟通东西文化交流的天然大道，那就是途经欧亚草原的“草原丝绸之路”。
汉朝和古罗马帝国有相似和不同的地方。罗马浮雕是罗马艺术的杰出代表，罗马艺术风格与希腊不同，它既受伊达拉里亚美术的影响，又吸收希腊、埃及、两河地区文化教育的影响。
罗马人的艺术大多是以给帝王歌功颂德、满足罗马贵族奢侈的生活需要为目的，是实用主义的、享乐的、强调个性的和宏伟壮丽的。
罗马美术的主要成就是建筑，而建筑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体现国家强大的大型公共建筑，这些建筑既有纪念意义，又能为城市自由民提供公共活动场所，同时也满足了贵族生活需要。
同样国力强盛的汉朝，皇家富室醉心于死后空间的建造，用绘画和雕刻装饰复杂宏伟的墓室，用精美的雕刻图像介绍自己显赫的一生、死后的希冀、祈求永生的渴望。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出现在汉朝，这就是汉代画像石刻。
汉画像石作为一种丧葬艺术，是汉代墓室、地面祠堂、墓地石阙等建筑上带有雕刻内容的建筑构件，从西汉中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她随着汉代社会的兴盛而产生，随着汉代的灭亡而绝迹，在中国的历史上流行了近三个世纪之久，成为汉代美术艺术的精华、一个时代的文化代表，在中国美术史乃至世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鲁迅先生称赞汉画像石艺术“深沉雄大”，翦伯赞先生称其题材广博，是一部“绣像的汉代史”，当代学者冯其庸先生誉其为“敦煌外的一个敦煌”。
动物造型变幻上的兼收并蓄
鲁迅先生在《看镜有感》中写道，汉代“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决不介怀”，其时代风气充满着奢侈、猎奇以及新刺激。
《后汉书》记载，时人“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师贵戚皆竞为之。”“恣极奢靡，宫幄雕丽，服御珍华，巧饰制度，兼备前世。”
被列为199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两个金带扣上，其图像均为一熊一虎爬在一匹马身上撕咬，虎咬着马颈，马垂死挣扎，前腿跪着，后半身扭转向上，被熊按着咬。金带扣图案的上、右、下三边分别刻着八个鹰头形象，表现了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显示出力量的抗争。
徐州汉画像石《龙虎噬咬》中也有龙虎搏咬的画面，画面刻四只翼龙、翼虎相互戏斗，左边翼虎和翼龙相互噬咬，中间翼虎翻转身体，口衔左侧翼龙足，右边翼虎张嘴噬咬。
动物图案是人们装饰图案的主题，但动物图案在东西方文化中有明显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的装饰图案中以龙、凤作为母题，龙飞凤舞占据了装饰图案的主体。
而在中亚、西亚受游牧文化的影响，无论是斯基泰人或是匈奴人，都表现了动物之间殊死搏斗的扭打场面，形成了独特的亚述动物艺术或斯基泰动物艺术。
文明在欧亚大陆的广大区域内进行了漫长的迁徒运动，吸收了各方的文明养分，在此基础上形成独特的文化。
从已发现的汉代文物纹饰上看，汉代人用重迭、化合、对比、对称和综合诸法，将这些奇形怪状拼合起来，与龙的飞腾、鸟的翱翔以及人与动物置于一个画面，浑然一体。
在汉代，草原游牧民族的装饰艺术以变形兽、对兽、有翼的异兽为主，有神幻动物的形象，它们或是当地独创的主题，或是承袭西亚的主题，如狮身有翼人头兽和半鹰半狮兽，而造型结构常见的有单兽、斗兽或狩猎场面，动物形象接近写实，表现了早期游牧人的审美观念。
这类动物纹饰，学界称之为斯基泰式野兽纹或者是斯基泰—西伯利亚兽纹。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徐州宛朐侯刘艺墓都出土了斯基泰风格的以动物为主题图案的金带扣，这些带扣显然是当时的匈奴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结合的产物。
汉代墓室建筑上的古希腊风
古罗马是一个以地中海文明为中心，横跨欧、亚、非洲的庞大帝国，历时1000余年。古罗马文明至今仍在各个方面深深影响着世界，比如它那精致繁复的建筑。
古罗马建筑传承自古希腊，融合了欧洲大陆许多地域的建筑特色，形成华美、大气的造型风格，同时拥有精致的雕刻工艺。
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两汉时期的石雕与图像内容大大丰富起来。这些变化，在徐州汉画像石中有明显的例证，主要表现在墓室建筑、画像题材、雕刻方法等方面。
关于汉代的墓室建筑，黄晓芬著《汉墓的考古学研究》记载：“这种以石材叠涩构造的技法，构成顶上隆起平面呈‘井’字形的四面结顶式穹隆顶……从石制叠涩藻井的功能和形式来看，应当属于比较特殊的四面结顶式穹隆顶。”
同样为了增加建筑高度，砖石混合结构的墓葬使用了楔形砖造的券顶技术。这种技术不仅使顶部弧度高大而圆滑，而且承受垂直荷力度增强，非常适用汉代墓室的顶部空间要求。还有的墓室横梁做成了拱形，徐州贾汪地区的汉代石室墓葬中采用“拱式石梁建筑”，而拱形结构是罗马建筑的典型特征，这种建筑形式影响到阿拉伯建筑的风格。
徐州汉画像石馆藏有一块墓室横梁，横梁凿刻了两个拱形的门洞，上面的雕刻图案有着西域文化的特征。
拱顶是美索不达米亚人重要的发明，拱顶无需依靠分列的支柱支撑其重量，从而增加了宽畅的空间，层层楔形石条的辐射状结构的牢固性得到地心吸力的确保，拱顶后来被罗马人发扬光大，影响了从罗马时代以来的西方建筑。
汉代墓室的结构特点反映出外来因素的影响，罗马建筑的这种券式结构原理被中国汉代的工匠运用到墓室的建造上。
圆形石柱上有沟槽是希腊式建筑的典型特征，其沟槽的数目在16条到24条之间。希腊式石柱同样被罗马人接受，它同券顶技术一起，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徐州汉画像石墓葬中的石柱有方形和多棱形，反映出西方建筑的特点，徐州白集汉墓、拉犁山汉墓中的石柱为瓜棱形，拉犁山一号墓的石柱周身有16棱。
羽人图与有翼兽的艺术融合
徐州汉画像石的题材中表现西域文化的图像内容似乎更多一些，其中有翼兽与安息、天禄、辟邪和斯基泰民族流行的鹰头兽有着相似之处，同时它又糅合了安息艺术中有翼兽的形象。例如徐州铜山区黄山汉墓出土的汉画像石《龙凤交颈图》，象征着墓主夫妻“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还有《行龙交颈图》，这同公元前四千年苏美尔人圆形印柱印面局部上《交颈交尾的异兽》（现藏法国卢浮宫）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徐州汉画像石中也出现东罗马帝国国徽双头鹰的图案，画面中间刻一只展翅舒尾，正面站立的双头鹰，鹰嘴相互接喙，鹰的左右两侧各刻一龙，张口露齿，有角和须，体生双翼，身饰鳞纹，龙首相对，昂首挺胸作前扑状。
两汉时，中原外交路线曾远达黎轩即罗马。那时不仅中国的商队、外交使节到达了罗马，还有罗马使臣、商人以及杂技艺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带有民族文化的象征物双头鹰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同时作为吉祥图案刻在中国的画像石中。
汉代艺术中常见一种肩背出翼、两腿生羽、大耳出巅的人物形象，它广泛出现在汉代艺术的各个方面，基本贯穿于汉代艺术的始终，构成一项重要母题。这一形象就是文献中所说的羽人，亦名飞仙。
《山海经》言：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毛羽也。仙的概念在汉代文献中屡见不鲜，飞仙在汉代思想与信仰世界中更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非洲狮传入中国的形象演变
徐州汉画像石中出现了狮子的形象。狮子的故乡在非洲、西亚和南美等地。公元前3500年，古埃及加尔采文化末期就已创作出具有高度艺术技巧的狮子雕刻作品。大约在公元前2650年的哈夫拉王朝的狮身人面像，开始了以石狮作为陵墓守护的先河。
狮子在中国最初名为狻猊(suān ní)，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龙生九子之一，形如狮，喜烟好坐，所以形象一般出现在香炉上，随之吞烟吐雾。
《尔雅·释兽》载：“狻猊如彪猫，食虎豹。”狮子的梵语是Simba，根据Simba的第一音，波斯语称狮子为s r。东汉时期西域进贡狮子后名“师子”，颜师古注云：“师子，即《尔雅》所谓狻猊也。”
狮子最早传入中国是在西汉张骞通使西域以后，《后汉书》中记载在东汉时，又有西域诸国多次向汉庭进献狮子。东汉晚期，随着社会上对狮子的形象及寓意逐渐熟悉和接受，被广泛使用，成为工匠手中的重要神兽装饰图样之一。
传入中国的狮子很快被神化，身上长上一对翅膀，有的头上长一只角，名曰“天禄”，有的头上长两只角，名曰“辟邪”。
目前带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狮子为东汉晚期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山东嘉祥武氏祠前的一对石狮。徐州汉画像石中狮子、天鹿、辟邪的形象都有。
艺术无国界。两千年前的中国汉王朝艺术家注重博采众长，他们对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许多外来文化元素最终融入中华文化之中。汉代画像石中的外来艺术形象反映了外来文化对汉代文化艺术的影响，天禄、辟邪、狮子便是吸收了中亚、西亚的动物形象并将其本土化。
汉代画像石也正是因为这些外来形象的融入才显得更加丰富多姿。今天我们在欣赏和感叹汉代画像石的大气与精美之时，也应看到汉代画像石所折射出的汉代对外文化艺术交流，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汉画像石，理解两汉文化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