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口文化圈”的文化历史久远、一脉相承、形态分明、年代连续，先后出现了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春秋战国齐鲁文化等文化形态。“大汶口文化圈”有着独特人文传统，创造了早期历法、龟卜、文字、礼制、城市等光辉灿烂的文明，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大汶口文化圈”一直是中国的文化枢纽，并多次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它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渊薮，孕育了诸子百家。
“大汶口文化圈”与大汶口文化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前者是地理空间概念，后者是文化形态概念，前者因后者而得名。“大汶口文化圈”是指以大汶口为中心，大汶口文化向周围覆盖的广大区域，包括鲁北、鲁西、鲁南、豫东、皖北、苏北、黄淮、海岱等。“大汶口文化圈”文脉悠久，创造了早期历法、龟卜、文字、礼制、城市等光辉灿烂的文明，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渊薮、诸子百家的摇篮。
一、“大汶口文化圈”的文化源流
“大汶口文化圈”的文化源流历史久远、一脉相承、形态分明、年代连续，先后出现了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春秋战国齐鲁文化等文化形态。
后李文化因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街道后李官庄村后李遗址得名，距今约9000年至7000年，在淄博、潍坊、济南、邹平等地均有发现。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的西河遗址、小荆山遗址属于后李文化，其中西河遗址距今约8400年至7700年，济南市章丘区距离淄博市临淄区约90公里左右。北辛文化因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官桥镇北辛村北辛遗址而得名，距今约400年至6400年，在淮安、枣庄、泰安、济宁、济南、潍坊等地均有发现，后来发展为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是“大汶口文化圈”第一个主要文化形态。大汶口文化因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大汶口村大汶口遗址得名，距今约6500年至4500年，主要分布于黄河下游鲁北、鲁西、鲁南、豫东、皖北、苏北等地，影响力波及渤海北岸、辽东半岛等地，与红山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有着长期的密切交流，[1]形成了极具影响力的“大汶口文化圈”。大汶口文化中期，其文化因素西进至洛阳盆地的河南偃师地区，西南至皖北的安徽尉迟寺地区，直至颖水中上游、南阳盆地、洛河流域等地。[2]大汶口文化时期，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农业社会，但渔猎与采集经济仍占较大比重，农业、畜牧业、制石工业、制玉工业、制陶工业发达，社会分化、私有制、文字等已经出现，见证了文明与国家从孕育、诞生到蓬勃发展的历史跨越。
龙山文化是“大汶口文化圈”的第二个主要文化形态。龙山文化因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龙山街道龙山村城子崖遗址得名，距今约4500年至4000年。在前期大汶口文化开拓的基础上，龙山文化沿黄河流域一路西上，以山西省临汾市襄汾陶寺——中央邦国为中心、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城子崖为东端桥头堡、陕西省榆林市神木石峁为西端桥头堡，推动黄河流域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文化局面，为黄河流域大大小小、密布林立的城邦国家提供了第一个较为统一的文化形态。与龙山文化西上对应的历史背景是夷夏联盟，标志性事件是尧禅让于舜，皋陶、伯夷等一批东夷杰出领导人在中央邦国发挥着重要作用。
龙山文化上承大汶口文化，下启夏商周秦四系文化。距今约4000年，龙山文化衰落，继承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强势崛起。与龙山文化先后衰落的还有良渚文化、后石家河文化等，对应的历史背景是大禹治水，标志性事件是夏朝建立。尧舜禹时期大洪水泛滥可能是龙山文化、良渚文化衰落的主要原因，东夷也因此衰落下去，失去了主导中央邦国进程的实力。东夷是中原王朝出现后才有的概念，用以表述中原王朝东部的地理空间、文化形态、种族群属、政权实体等。随着西周的建立以及分封齐、鲁、燕等国，东夷在种族群属、政权实体上逐渐成为历史。
距今约3900年至3600年，“大汶口文化圈”进入了岳石文化时期。岳石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河下游海岱、黄淮地区，受夏文化影响、挤压，转向泰沂山脉以东、江淮地区发展。
与此对应的历史背景是夷夏冲突，而太康失国、少康中兴显示这一冲突复杂激烈。商文化是从东夷文化中分化出来的，商汤灭夏后，商王朝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文明，甲骨文、青铜器、大都邑、历法、礼仪制度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夏、商、周与东夷多次发生过重大冲突，“桀克有缗以丧其国，纣克东夷而殒身”（《左传·昭公十一年》）；周公、成王征东，则灭掉了奄、薄姑等东夷大国，东夷诸国只剩下莱夷、淮夷尚有较大实力。
春秋战国时期，“大汶口文化圈”除了齐文化、鲁文化之外，还残存着东夷文化。春秋中后期，“大汶口文化圈”还存在十几个东夷小国，例如，位于山东的太昊（皞）氏后裔任、宿、须句、颛臾等，少昊（皞）氏后裔莒、郯、谭、费等；位于淮河中下游的少昊（皞）氏后裔徐、江、葛、黄、淮夷、钟离、英、六、舒鸠等。《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是崇皞、济而修祀，纾祸也。’”这些东夷小国在几千年的历史风云中努力固守自己的文化传统，诠释着文明以止、守正创新的生动理念，发挥着文化多样性的作用。例如，孔子曾见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
二、“大汶口文化圈”的文化创造
（一）早期历法
东夷一系的太昊（皞）氏、少昊（皞）氏、颛顼、大舜等都对历法有极高的造诣。东夷少昊氏崇拜鸟图腾，“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左传·昭公十七年》），而鸟形考古材料广泛出现在北至辽河、南至江淮的广大东夷区域。这些考古材料上的鸟形装饰与太阳崇拜、历法有关，“神鸟负天极”是常见的主题，焦家遗址出土的陶鬶也是模拟三足乌的神鸟形象。[3]红山文化、商文化都有鸱鸮（猫头鹰）崇拜的习俗，《诗·商颂·玄鸟》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而甲骨文中的“商”字也象征“鸱鸮锐目”。鸱鸮（猫头鹰）等鸟图腾的实质是历法标志物，“于是，我们看到了隐藏在神话语源中的秘密是：玄鸟-鸱鸮-帝喾-冬至-北方-子位-昴星-有娀氏-先商历法-农业保护神-太阳”[4]。“日短星昴”（《尚书·尧典》），指出了鸱鸮与历法的内在联系。历法是建立在天文学和数学基础上的，“大汶口文化圈”的天文数术长盛不衰，也为八卦、河图、洛书、《归藏》《周易》等，以及儒家、道家宇宙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宇宙观、辩证法和形而上思维。
（二）早期龟卜
大汶口文化中的龟灵崇拜上承河南舞阳贾湖文化，北接红山文化，南启安徽含山凌家滩龟卜文化，推动原始八卦文化走向成熟。距今8000多年的河南舞阳贾湖大墓中的骨规形器、骨律管等，可能是用于观象授时的天文工具；装有石子、刻有符号的龟甲，则与原始龟卜和八卦象数有关。焦家遗址发现了龟甲器1件，该龟甲器“位于墓主两胫骨之间。分为背甲和腹甲两部分，两者扣合而成。背甲可见打磨痕迹，下半部有6个单面钻的小圆孔，三个一列，两两相对。小圆孔外径0.3～0.5、内径0.3～0.4厘米。龟甲内置7颗小圆珠，其中5颗为蚌珠，2颗为石珠，均由人工打磨而成。小圆珠长径1.2～1.5、短径0.7～1厘米。龟甲长15.4、宽10.4厘米”[5]。
焦家遗址发现的龟甲器与凌家滩遗址发现的玉龟玉版制作方式极为相似。冯时先生表示，安徽含山凌家滩玉龟玉版上的特殊八极图形（洛书），在太行山以东广泛出现，而在太行山以西至今未见。这种特殊八极图形（洛书）是立体图像，由内而外是天极、八方、四维、两重天，与龟甲共同组成了天圆地方的宇宙体系。
龟卜文化开启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龟策传统，《史记?龟策列传》载：“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
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又曰：“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又曰：
“三王异龟，五帝殊卜”。
（三）早期文字
大汶口文化中的陶器刻符上承河南舞阳贾湖刻符、安徽蚌埠双墩遗址陶器刻符，下连山东邹平丁公陶器刻符、安徽蒙城尉迟寺陶器刻符，与文字起源密切相关。丁公龙山文化时代陶片为泥质磨光灰陶,“长4.6-7.7、宽约3.2、厚0.35厘米。文字刻于陶片内面,其上现存5行11个文字,除右起第一行为3个字外,其余4行每行均为2个字。此外,在陶片左上角有一刻划较浅的符号,有的专家认为也是一个文字。如是,则共有12个字。陶片左下角还有一刻划短线,向下伸出了陶片之外。综观这些刻字,笔画比较流畅,个个独立成字,整体排列比较规则,刻写也有一定章法,显然已经脱离了刻划符号和文字画阶段”[6]。而且，“刻字全文很可能是一个短句或辞章,记载着某种特定的内容。因此,田昌五和张学海等先生将其称为‘陶书’,以示它与前此的大汶口文化单个图象文字的区别。从而表明,龙山文化时期已进入用文字记载历史的阶段”[7]。冯时先生认为，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属于东方夷（彝）文字系统，与西方夏文字系统并立。因此，从东夷分化出来的商朝能够发展出甲骨文这样成熟的文字，里面有着悠久深厚的历史渊源。
（四）早期礼制
焦家遗址、城子崖遗址的棺椁制度是后世礼制的重要源头，“就发现的20多座大型墓葬而言，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棺椁俱全，有重椁一棺和一椁一棺两种情况，其时代基本涵盖墓地始终”[8]。而且经统计，“焦家遗址墓地目前发现的葬具使用率已超过60％，这在同时期墓地中较为少见”[9]。焦家遗址、城子崖遗址出土的鼉鼓、黑陶是当时的重要礼器，焦家遗址已经出现了制作技艺高超的黑陶。
到了龙山文化时代，城子崖的蛋壳黑陶制作工业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大汶口文化西进以及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统一黄河流域，形成“礼出东方”的文化影响力。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对应着五帝时代，《史记?五帝本纪》认为“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传统文化核心内涵“德”的出现，是当时礼制盛行和“礼出东方”的真实反映。
不仅如此，后世《尚书》《论语》《中庸》等传统典籍的确将虞帝之“德”作为儒家思想的源头与核心内容，同时，《老子》对“德”也有重要论述，共同奠定了中华文化的人生观、价值观。
（五）早期城市
大汶口文化代表性遗址有章丘焦家、泰安大汶口、莒县陵阳河、蒙城尉迟寺、滕州岗上等遗址，其中焦家遗址是目前发现的海岱地区最早的都邑性遗址，制石、制玉、制陶等工业发达，阶级分化严重，“大墓中随葬品数量最多可达70件，常见玉钺、玉镯、骨雕筒、陶高柄杯、白陶鬶、白陶背壶、白陶杯和彩陶器等”[10]。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东沙河街道陈岗村岗上遗址，是海岱地区面积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城址。龙山文化时代诸城林立，“按这一分布规律和龙山文化遗址现状,在山东省的范围之内,龙山城址至少应有20座以上”[11]。也就是说，在潍坊、淄博、济南、聊城一线，大约每隔几十公里应有一座龙山文化城址，反映了当时“执玉帛者万国”的盛况，可称之为“山东龙山文化城市带”。“山东龙山文化城市带”至今仍是山东主要的城市带、经济带、文化带，反映了四五千年前先民选择城址的科学性。
三、“大汶口文化圈”的文化地位
根据现有考古学资料、古文献资料，至少从一万年前开始，“大汶口文化圈”一直是中国的文化枢纽，并多次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它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渊薮，孕育了诸子百家。
（一）中国的文化枢纽
“大汶口文化圈”位于中国东部大平原南北与东西的核心地带与十字路口，水网密布、物产丰富、人民众多，是红山文化等南下、凌家滩文化与良渚文化等北上的交汇地和中转站。它们与大汶口文化互相交流交锋交融，形成了更为先进的龙山文化，并以“大汶口文化圈”为基地西进，这一路线也是以后历代中国革命路线图的模板。根据现有考古学证据，尤其是以玉猪龙为代表的玉器文化的起源和传播看，辽西地区乃至更遥远的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饶河县小南山地区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而浙江义乌桥头、萧山跨湖桥等遗址出土了迄今为止最早的阴阳爻卦画符号、数字卦象符号，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因此，在石器时代，中华文化存在着从小南山、辽西南下“大汶口文化圈”，从上山、良渚北上“大汶口文化圈”的现象。
辽西牛河梁女神庙对应着女娲崇拜，红山文化南下对应的历史背景是黄帝征蚩尤；中原王湾三期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南下，则与后石家河文化衰落密切相关，对应的历史背景是禹征三苗；安徽省蚌埠市西郊涂山南麓禹会区禹会村龙山文化遗址，是目前淮河中游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时代城址，对应的历史背景是“大禹治水”“禹会涂山”。
“大汶口文化圈”以济泗流域为核心、河淮流域为外围，通过泗水（以及后世的大运河）沟通黄河、济水、淮河，圈内陆路、水路交通便利、四通八达，为文化的交流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大舜时期，这里已经成为著名的天下之中。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等也于此汇集，为孔子创办私学、齐国设立稷下学宫奠定了基础。
（二）中华传统文化的渊薮
“大汶口文化圈”的礼制传统和“德”的观念孕育了儒家思想，“大汶口文化圈”的天文术数传统则孕育了道家哲学。“根据对郭店战国楚竹书《太一生水》的研究，可明道家哲学的思辨基础实在于宇宙生成论及天文数术思想，老子借宇宙生成论思辨出玄虚的‘无’，又据太一行九宫的天文观创立了无名可名的‘道’，而淮水流域深厚的天文数术传统无疑为这一哲学体系的诞生准备了条件。”[12]东夷龙文化孕育了易经。太昊（皞）氏与龙有关，“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左传·昭公十七年》）。距今8000年至7600年的兴隆洼文化猪首龙、距今7400年至6700年的赵宝沟文化三灵陶尊、距今6500年至5000年的红山文化C型玉雕龙，实证东夷的龙文化历史悠久、一脉相承。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商文化以及良渚文化继承了辽西地区蜷体玉龙的文化传统，而猪首蛇身的蜷体玉龙实质上是东方苍龙星宿的艺术表达。可见，伏羲、女蜗人首蛇身的形象有着真实的考古学支撑。
闻一多先生在《周易义证类纂》中对东方苍龙星宿与历法、《周易》的内在联系有一段精彩论述：
“《乾卦》言龙者六（内九四‘或跃在渊’虽未明言龙，而实指龙），皆谓东方苍龙之星，故《彖传》曰‘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史记·封禅书正义》引《汉旧仪》：‘龙星右角为天田。’九二‘见龙在田’，田即天田也。《说文》：‘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亦谓龙星。九五‘飞龙在天’，春分之龙也。初九‘潜龙勿用’，九四‘或跃在渊’，秋分之龙也。《史记·天官书》：‘东宫苍龙房心，心为明堂，大星天王，前后星子属。不欲直，直则天王失计。’是龙欲曲不欲直，曲则吉，直则凶也。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亢有直义，亢龙犹直龙也。群读为卷，群龙即卷龙。……《易》义与《天官书》相会。《乾卦》所言皆天象，所谓‘仰则观象于天’者是矣。”
可见，东方苍龙星宿是《周易》，尤其是乾坤两卦研究的主要对象。《周易·系辞上》曰：“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遗址至今未发现蜷体玉龙。
（三）诸子百家的摇篮
在中国的“轴心时代”，诸子百家兴起，诞生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孙子、荀子、管子等一批中国思想文化巨人，他们的诞生地和主要活动地均位于“大汶口文化圈”。这绝非偶然，事实上，如前所述，他们的学说、活动范围与“大汶口文化圈”的独特人文传统和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根系、齐鲁文化的源头，而且龙山文化是黄河流域第一个较为统一的文化形态，是黄河文化的主根系和直根系，与夏商周秦四系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西周建立后，“大汶口文化圈”主要有周文化、商文化、东夷文化等。鲁国分封后，鲁国统治者用周文化对鲁地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因此，鲁文化是周文化与商文化、东夷文化融合的产物。“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史记·鲁周公世家》）可见，鲁文化重宗法血缘，主要发展为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学说和指导思想。齐国分封后，齐国统治者则对齐地原有商文化、东夷文化做了较大保留。“太公亦封於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史记·鲁周公世家》）可见，齐文化重清静无为，主要发展为道家文化。
所以，“大汶口文化圈”内的诸子百家不是突然兴起的，而是有着宏大的历史背景和深远的文化渊源。春秋末期，随着周王室的衰落，知识开始从统治集团手中转移到知识分子手中：孔子在曲阜创办私学、编定六经、创立儒家学说，有弟子三千余人；齐国在临淄创办官学，设立稷下学宫，聚天下贤士，绵延一百五十余年，共同推动诸子百家思想争鸣、平等并立、学术自由，创造了中华文化的繁盛时代，“大汶口文化圈”也再次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
（作者系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副处长）
注释：
[1] 参见金荣权：《先秦淮河文明的历史地位》，《光明日报》2020年2月8日，第11版。
[2] 参见李新伟： 《“华山玫瑰燕山龙”与“良渚琮壁海岱城”——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的新思考》，《南方文物》2020年第1期。
[3] 参见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等：《济南市章丘区焦家遗址2016—2017年大型墓葬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12期。
[4] 孙新周：《鸱鸮崇拜与华夏历史文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5] 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等：《济南市章丘区焦家遗址2016?—2017年大型墓葬发掘简报》。
[6] 栾丰实：《丁公龙山城址和龙山文字的发现及其意义》，《文史哲》1994年第3期。
[7] 栾丰实：《丁公龙山城址和龙山文字的发现及其意义》，《文史哲》1994年第3期。
[8] 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等：《济南市章丘区焦家遗址2016?—2017年大型墓葬发掘简报》。
[9] 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等：《济南市章丘区焦家遗址2016?—2017年大型墓葬发掘简报》。
[10] 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等：《济南市章丘区焦家遗址2016?—2017年大型墓葬发掘简报》。
[11] 栾丰实：《丁公龙山城址和龙山文字的发现及其意义》，《文史哲》1994年第3期。
[12] 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5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