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烈日当头，却难以抵挡上海博物馆门前的人流;周五夜场，更是成为沪上消夏好去处。这就是目前在申城大热的“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

　　这个特展里令人魂牵梦绕的，还是大英博物馆飘洋过海带来的9件中国文物。在展览开幕前，大英博物馆策展人贝琳达·克里勒称，希望大家严肃客观对待英国殖民和贸易史。这话令人感觉——确实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嫌疑。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物、珍宝，毋庸讳言来自英国崛起乃至称霸世界的年代。英国的博物馆至今收藏的这些珍宝，一方面证明了他们曾经做过强盗，另一方面亦证明他们曾经是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强国。

　　当美国崛起之后，则并没有完全复制英国的抢夺行径——纵然美国人也采取了许多非法手段巧取豪夺。

　　如今，21世纪，中国大国崛起，显然无法再走炮舰政策的老路。但如果说一个崛起的大国，其国内的博物馆里并没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珍宝，那又如何算一个世界级的大国呢?

　　如何和平拥有并与世界分享人类文明史上的奇珍异宝，这是国人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百科全书式的掠夺史

　　良渚文化的玉琮、西周早期的康侯簋、商周时期的镈、东汉釉陶六博俑、唐代刘庭训墓的三彩文官俑、唐代龙首双耳瓶、元代青花瓷盘……百物展里的这些中国珍品是怎么流到大英博物馆去的?

　　按照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仲谋的说法，此类展览需要从国家文物局申请批文。国家文物局对展品来源都进行过严格的审查，如果存在证据确凿的非法流失问题，比如盗掘、走私等，这些文物就进不了国门。

　　以此次来到中国展览的这件元青花为例，根据其图录显示——收藏于1870年代。据李仲谋说，未必是直接从中国出去的，很可能经过中东或者东南亚。在元代时，中央政府和波斯等地有很多国家间的正常交流，因此那里会留有很多贸易或者官方赏赉的瓷器。

　　而六博俑、唐三彩文官俑确实是墓葬出土，应该确实由正常销售渠道流入海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一些外国人来到中国，通过北京或者上海的文物市场购买中国文物，有些后来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这种情况也不鲜见。至少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或者确切材料证明这几件文物的来源是非法的。

　　之所以外界会有此疑问，是因为大英博物馆本身不仅是一座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亦相当于记载了大英帝国的掠夺史。即以大英博物馆的看馆口号而论——“游世界，逛大英博物馆”，难道还不能证明日不落帝国当年是如何全球扩张的吗?

　　从初建时仅有7万余展品，到如今的800万件，大英博物馆的展品增加了一百多倍!细数其中珍品，有不少来自劫掠——

　　1801年，英国驻奥斯曼土耳其大使老额尔金勋爵(Thomas Bruce, Earl of Elgin)洗劫希腊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和伊瑞克席翁神庙。这位老兄在打劫的时候，当然采取野蛮施工——敲掉两大神庙的承重结构，然后割取19幅浮雕、15块墙面、56块中楣、1个女像柱、13个大理石头部雕像。这样的手法，简直骇人听闻。此类在文物整体上规整切割精华部分回国内的手法，后来被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所广泛继承。

　　1860年，老额尔金的儿子小额尔金(James Bruce)率领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洗劫并焚毁了圆明园。这一回，文物盗掠者犹如老鼠掉在了米缸里，大量文物流失。40年后，亦即1900年，当英军随八国联军再次进入北京之际，驻颐和园的英军第一孟加拉骑兵团上尉基勇松(Clarence A. K. Johnson)趁乱将《女史箴图》盗走。此为《女史箴图》的唐摹本，有宋徽宗御批《女史箴》词句11行，有宋、金、明、清内府藏印，及明清历代收藏者的私人鉴藏印，在清宫来说，是乾隆喜爱之物。

　　作为带兵的头目，基勇松并不懂此画的文物价值，他于1902年将画作带回伦敦后，跑到大英博物馆，只为了让馆员看看那画轴上的玉扣价值几何。大英博物馆绘画部的管理员西德尼·柯文(Sidney Colvin)和他的助手劳伦斯·宾扬(Laurence Binyon)意识到了画作的珍贵，于是以25英镑的价格从基勇松手中购得此画。

　　然而，大英博物馆对中国画的保护，当时并没有太多专业知识。

　　1912年，大英博物馆雇佣日本画家杉崎秀明和漆原木虫进行文物复制和修缮工作。由此，1914年到1915年间，这幅唐摹本《女史箴图》被分割成两长段和一小段保存，第一段包含9幅场景的原作，第二段包括了其他所有的后来添加部分，第三段是清宫画家邹一桂接续的画作。并且，因为缺乏中国画装裱知识，唐摹本《女史箴图》在重裱时由馆方以日式装裱取代——明清时期文人留下的题跋都被破坏性地裁剪了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二战期间，英国政府为感谢中国军队在缅甸解除日军之围，曾有意把《女史箴图》归还中国作为谢礼。但当时的中国政府选择了另一个亟需之物充作谢礼——潜艇。

　　于是，此唐摹本《女史箴图》终年放置在大英博物馆斯坦因密室。南京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艺术研究室主任谢成水2002年曾前往该密室看过这幅摹本，当时在登记册上只有1920年代两个日本人来现场临摹过的记录。

　　比之《女史箴图》，大英博物馆还在其中国厅展出敦煌壁画。这数十平方米的壁画，边缘的割痕犹清晰可见，无疑是采取了类似老额尔金在雅典卫城类似的手法。原来，1856年至1932年间，多个所谓的“西方探险家”以科学考察的名义，深入我国西北地区达60多次，次次都掠走大量文献文物，方才告一段落。其中，尤以1907年匈牙利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和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在敦煌藏经洞劫掠的文物为多。如今，敦煌藏经洞的4万多件经书书稿中，大英博物馆就藏了1.3万件，中国现存仅剩三分之一，难怪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教授曾经嗟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据文化学者吴树先生统计，英国各大博物馆、图书馆共收藏中国历代文物约130万件，大多数是在近代殖民主义时期被侵略者从中国非法劫掠流落海外。其中，大英博物馆收藏中国书画、古籍、玉器、陶器、瓷器、青铜器、雕刻品等珍稀国宝有3万余件，流失海外的中国古代绘画精品几乎都在馆中。吴树表示：“这些文物珍品涵盖了近7000年中国历史，其中许多都是从未面世的孤品。”除了敦煌壁画、唐摹本《女史箴图》以外，大英博物馆还藏有初唐宗室李孝斌之子左武卫大将军李思训的《青绿山水图》、宋初江南画派代表人物巨然的《茂林叠嶂图》、北宋三大家之一的陕西画家范宽的《携琴访友图》、号称龙眠居士的安徽人李公麟的《华岩变相图》、宋大文豪苏轼的《墨竹图》。此外，还有商代青铜双羊尊、西周康侯青铜簋、邢侯簋、汉代玉雕驭龙、唐代黄玉坐犬等，每一件拿出来都堪称镇馆之宝。

　　英国鼎盛时，对世界各地特别是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弱小民族百科全书式的掠夺史，都在大英博物馆和许多其国内的博物馆中体现着。那些数百年、上千年、数千年前诞生于世的文物，无声地在那里讲述着一部部掠夺史。

　　同样，法国巴黎卢浮宫藏品不断丰富的过程，也展现了法兰西帝国在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扩张的过程。法兰西帝国对外用兵扩张时期，如佛朗索瓦一世、路易十四、拿破仑一世等人统治期间，是卢浮宫馆藏文物增长快的时期。

　　在拿破仑一世当政时期，他主张——每一件天才的艺术品都必须属于法国。他将卢浮宫改名为“拿破仑博物馆”。拿破仑战败后，欧洲各国先后从卢浮宫追索回5000件文物。但由于法国人圆滑的外交手段和天才的说服力，依然有许多掠夺来的艺术品留在了卢浮宫。吴树举例说：“譬如卢浮宫竞技场院拱门上的马群浮雕，系法军从意大利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顶上拆下来的;镇馆三宝中的米洛斯的阿芙洛蒂忒、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来自法国驻外使节或法国海军的巧取豪夺。卢浮宫1828年设立的古埃及馆中，神庙断墙、木乃伊、头像等350件藏品，都是拿破仑的军队在征服埃及时盗掘而来的。”

　　大国变迁改变夺宝方式

　　作为后起的大国，美国参与到瓜分世界的热潮时，英法等欧洲强国早就已经进行过数轮瓜分。美国纵然也在巧取豪夺，但其并没有完全复制英国的抢夺行径。

　　以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所藏中国文物来说，许多并非如英军士兵那样直接从中国夺来，而是从中国的文物贩子手上收赃而来。

　　今年4月，《新民周刊》记者曾到美国费城，花了15美元，在当地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流连半天。

　　对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来说，这所博物馆体量不算大，却绝对是宾大明珠。记者深感震撼的是——宾大博物馆对中国文物的重视程度，以及某些地方又有点儿遮遮掩掩的态度，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譬如，尽管中国文物、艺术品在宾大博物馆藏品中所占比例很大，并且摆放在重要的正中展厅，然而，展馆名称却是“JAPAN&CHINA”，亦即“日本和中国”厅。然而，整个大厅内目视日本展品仅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体量。而中国展品中，除了甲骨文残片等在中国都很难见到的珍品以外，更有宾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拳毛騧和飒露紫——此乃唐太宗昭陵六骏中的两匹马的石像。至今，陕西唐昭陵仍存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四匹，而昭陵所展示的拳毛騧和飒露紫，仅仅是水泥复制品。

　　在民国初年，拳毛騧和飒露紫等一干文物，以12.5万美元被盗卖到美国，这些贼赃终的落脚点即是宾大博物馆。至今，中国有关部门甚至在追讨之。宾大展示的拳毛騧和飒露紫真品，当年在盗卖途中，各被砸为三截，在博物馆展出前，又重新粘连起来。这样的现象，在美国一些博物馆并不鲜见。

　　譬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许多埃及文物，都是砸为三截、五截运到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的中国佛像，一些是被断手断脚的，及至展出也没有修复，都人为变作了与断臂的维纳斯同病相怜者。

　　这一切当然都是美国人和当年世界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文物贩子们造的孽。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物都陈列于此。这家大学所拥有的博物馆，甚至比许多大城市的博物馆藏品更多，更具特色。然而，即便记者参观了宾大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仍然感到——这些手段根本无法消弭、解脱当年那些美国人的原罪。他们就像他们的英国老师一样，为了把别人家的东西夺来，不惜先砸坏了装船。

　　但随着时光进入20世纪，美国人在收藏当时的艺术品时，开始改变夺宝方式。《新民周刊》记者在费城艺术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看到的多的油画作品，都是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的作品。如果是写实类作品，则多为20世纪初美国本土画家的作品，而欧洲17世纪到19世纪的油画作品，除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了一些以外，其他博物馆此类作品数量较少。

　　这一点，完全和国力的逐渐增强有关。当美国国力开始超越欧洲的时候，他们的富商只需撒下大把美元，就能买到当时时代的顶级作品——譬如梵高、塞尚、德加、莫奈、马奈的作品，可以充斥美国各大博物馆。即便是建于1922年的巴恩斯基金会画廊这样较为民间的机构，亦罗织了许多当时欧洲顶级名家创作的画作。

　　西北大学丝路研究院副教授席会东如此评价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藏品：“在世界四大博物馆中，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帝国主义色彩相对淡化，从其他国家直接掠夺而来的文物相对较少。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不断积累丰富的过程，也正是美国在二战前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头号政治军事强国和资本帝国的缩影。美国以政治军事实力为后盾的世界性经济资本扩张，塑造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辉煌。”此言道出了大国变迁是如何改变夺宝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