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金石学。金石学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发展史，但以田野调查和发掘为手段的近代中国考古学，却是一门从国外传入的学问。西方科学方法的传播、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对中国文化的起源的追寻，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形成和发展的三种主要动力。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在安阳发掘商代晚期都城殷墟，中国有了自己的专业考古研究机构，中国考古学正式诞生。中国考古学的特殊背景，决定着它从一开始就是以重建中国的历史为己任，所以中国考古学具有浓重的历史学倾向。如果把近一个世纪之久的中国考古学作粗略分期，也许可以分为1949年以前、1949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之后。每个阶段的中国考古学，都有自己的特点，也都跟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密不可分，但一言以蔽之，似都可以说以重建中国古史为主要目的。

　　早期的中国考古学，抛开中国地质调查所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不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分别把工作重点放在安阳和宝鸡，就是为了研究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两个王朝——商和周的历史。商代晚期的历史，通过安阳的发掘得到了充分证明。安阳发掘培养了队伍，树立了方法，揭示出仰韶—龙山—商文化递次发展的地层关系，也初步证明考古学在中国古史重建中的崇高地位。另外，该时期最重要的两个发现——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却又被解释成仰韶文化是西来的，龙山文化是东来的，在考古学上建构起中国史前文化起源的“东西二元对立说”。龙山文化虽被认为是中国文明的真正源头，但它与仰韶文化的关系却是若明若暗，仰韶文化的来源更是晦暗不明，考古学上的中国上古史还难以真正搭建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考古学得到了空前发展，资料迅速扩张，专业队伍成倍增长，全国各省区都建立起自己的专业考古机构，虽然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学还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是中国考古学重建中国古史的初衷不改，不仅如此，它还郑重提出，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在此期间，中国考古学的某些解释虽然难免教条主义之讥，但在大部分考古报告和论文中，“资料及对资料的分析与意识形态的术语共存”，中国考古学仍忠实于中国传统的编史工作的独立性（张光直先生语）。该时期的中国考古学，仍然以物质文化的描述和文化史的重建为己任，不仅填补了大量的地区古代文化空白，发现了数以十计的考古学文化，建立起大部分地区的文化发展谱系，也使中国上古史的认识范式发生了两次根本转换。

　　该时期的第一个阶段，即20世纪50年代，因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发现，龙山文化不再被认为是与仰韶文化并行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文化，相反，通过庙底沟等遗址的发掘，证明它是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这样，就建构起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文化的直线发展范式，最终演化为中国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都被认为是在中原文化的辐射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中原之外地区的大量考古新发现，加上新的放射性碳元素年代数据的公布，周边地区古代文化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中国考古学逐步建构起中国文明起源的“多中心论”，包括黄河、长江和西辽河等地区在内的中国各地区古代文化，都被认为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个思想，在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的指导下，得以快速发展，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的考古界。在90年代初期，中国考古学家明确提出“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显然，中国考古学虽然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它的主要目的仍然是重建中国古史。

　　中国考古学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开放，新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被引介进来，但要得到具体的运用，还是在90年代初期之后。其中最明显的进步，是各种科技手段被应用到中国考古学的调查、发掘和室内研究中，中国考古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倾向。在此期间，受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影响，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剧增，专业队伍也有了很大增长，培养考古专业人才的教学机构也由原来的11所大学扩充到目前的数十家大学，出版物则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中国考古学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同时，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情景相似，中国考古学也呈现出一种“镶嵌式”的多元发展，虽然大多数考古学家做的还是传统的文化史重建工作，但也有不少学者从事过程主义甚至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研究，比如认知考古学、人口考古学、性别考古学、公共考古学等等，中国考古学的解释更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

　　也许跟资料的急剧增长有关，中国考古学本来应该增加的对理论的热情和兴趣，反而有逐渐减少的趋势。认识中国古代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在中国材料基础上建立社会科学理论的声音却很微弱，这似乎跟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相反，重建中国古史的呼声有增无减，新世纪开始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重建中国上古史。不仅如此，在未来可以看到的岁月里，重建古史恐怕仍将是中国考古学家的主要任务之一。当然，现在的重建，与第一二阶段是不同的，随着中国考古学在理论方法方面的进步，随着中国考古学日益开放的步伐，用中国的考古材料重建有血有肉的中国古代历史，既是中国考古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他们对世界文明发展应有的贡献。

（文章摘自：《考古随笔三》2020年12月，文物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