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端午节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端午节又称“端五节”“端阳节”“天中节”等，南方民间多称“五月节”。据文献记载，端午节早在先秦时代便已存在，历时两千多年，可见端午节源流久远。
为什么在传统社会，民间把端午节作为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节日？这要从端午节与夏至的关系说起。
有的学者认为，端午源于夏至。根据是端午节与夏至日期接近。笔者认为，中国历史上曾经使用过十月太阳历，在使用十月太阳历的时代，夏至日与端午节日期是重合的。改用阴阳历即夏历以后，尤其是阴阳五行学说形成之后，端午节与夏至分离。由于阴阳历设有闰月，每年的夏至日均不相同。大多数年份的夏至日都在五月中下旬，与端午日期相隔较远。
端午虽与夏至分离，但五月举行各种祭祀仪式的习俗被保留了下来。民间的夏至节，通常共十五天，其中上时三天，二时五天，末时七天，从五月五日起，至五月二十日止。不少地区和民族定五月二十日为“分龙日”，举行祭祀活动。是日有雨，农民们喜称“分龙雨”，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征兆。
端午节源于夏至，要回答为什么民间把端午节定为第二大传统节日，首先得熟悉夏至这一节气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夏至与冬至节气在中国最早的历法中已经出现。《夏小正》中五月“时有养日”，即白昼最长的夏至日；十月“时有养夜”，即黑夜最长的冬至日。关于这一点，学术界没有异议。
许多实行太阳历的民族，一般都以冬至作为新年的开始，而夏至则是夏天的新年。众所周知，圣诞节在冬至（12 月22 日）日的后三天，这说明古代欧洲以冬至日为过年的开始。古代的欧洲民族，在冬至和夏至都要举行篝火会，也就是举行祭祀太阳神的火祭。
据史籍记述，在古代，冬至节曾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民间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人们认为冬至是阴阳二气自然转化的时期，是上天赐予的福气。汉朝以冬至为“冬节”，官府要举行祝贺仪式称为“贺冬”，例行放假。魏晋时期，冬至过节习俗如同春节。直至现在，许多地区还有过冬至节的习俗。冬至过节习俗也可能是先秦时代以冬至为岁首的中国人过新年习俗的遗留。
冬至和夏至都是与太阳密切相关的节气，由于太阳与火在物质上相关联，在早期，世界各民族均以火来祭祀。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弗雷泽指出，欧洲“两个最重要、流传最广泛的篝火节的日期多少与夏至和冬至恰好一致……这种时间的相符不可能纯粹是偶然的巧合。”弗雷泽在《金枝》“欧洲的篝火节”一章中列举大量事实来说明。
在古代中国人的传统思维结构中，对立统一、对立转换的二元思维结构是最基本的思维模式，具体表现为阴阳五行对立转换的思维结构。阴阳五行观念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被广泛地用于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甚至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它对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宗教、医学、伦理、军事、天文、历法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地球自转，太阳光照射大地的位置不同。太阳的变化对人类影响极大，尤其是冬至和夏至，因此两至格外受到重视。在古代中国人看来，春分和秋分期间，气候较好，自然灾害较少，人患病和被虫蛇伤害也少，是因为春分和秋分昼夜长短均衡。而冬至和夏至后各种自然灾害频繁，是自然界阴阳不调造成的，是昼夜长短差异过大造成的，因而冬至和夏至是不正常的节气，是“阴阳争”和阴阳冲突的节气，是危险和不吉的节气。
为了驱除灾害和避毒祛邪，阴阳不调的节气就必须举行各种驱邪和祭祀活动，以祈求阴阳调和。“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泽”，成为历朝帝王重要的祭祀仪式，冬至祭天在南郊，夏至祭地在北郊。阳为天，阴为地。古代帝王在有水的“方泽”举行祭祀仪式，以及端午节期间众多的水上活动如龙舟竞渡等。南方许多地区在端午节午时（正午）到水井打新水，更换家中水缸里的食用水等习俗，其目的是增强阴性的力量，祈求阴阳调和。
夏至之所以受到古代中国人特别的重视，除了日长夜短和天气炎热等自然现象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其一，夏至之后，各种自然灾害较多，尤其是水旱灾害。雨多成涝，雨少成旱，对以农业为主的古代中国来说，都是极为不利的。而五月是农作物生长最快的节气，是决定一年丰歉的节气。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人十分希望风调雨顺。端午节和夏至或分龙日期间的各地龙舟竞渡和各种求雨仪式，其最初的主要目的是祈求水神保佑，祈求五谷丰登。其二，夏至期间，由于季节转换，气候对人体影响很大，人们容易生各种疾病。虫蛇、蚊虫等动物也于夏至后开始活跃，可能伤及人类。因此，古代中国人把仲夏之月称为“恶月”。
端午和夏至日的祭祀活动大多与“水”等阴性事物相关，具有明显的扶阴抑阳和辟虫、解毒、禳祓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是追求和谐的文化，中华民族是追求和谐的民族。中国人不仅追求社会系统、个体系统的均衡和谐，同时也追求自然系统的均衡和谐，即自然界中万事万物的和谐，如昼夜与太阳的和谐，水和火的和谐等。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只有自然界的和谐，才有可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如果自然界不和谐，就会灾害频繁，民不聊生。
中国古代的思维结构是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思维结构，不仅是静态的，而且是动态的，既是对立的，同时也是可以转换的。端午的各种法物和祭品，也表明五行是既相生相克，又相互转换的。这与人类学结构学派的奠基人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evy-Strauss) 提出的静态的二元对立结构有很大的不同。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在《历史之岛》等有关著述中，从文化的角度对以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静态结构观进行了批评，提出了文化的结构转型观，指出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的静态结构观是一种纯粹的共时状态，是一套相互对立的，因而也是互相界定的，处于同时性层面的诸多符号之间的关系。而结构具有一种内在的历时性，它存在于“种种基本形式的文化生活”中变动不居的关系里，是一种生成性的展示过程。在任何文化秩序中存在诸多逻辑上的可能性，包括自相矛盾的可能性，而并不存在列维—斯特劳斯所言的固定的对称关系。
端午节的各种习俗都与阴阳五行观念密切相关。从传统的端午习俗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水”。少数民族的龙舟竞渡、抢鸭子等水上活动主要是祭水。水是阴性物质，是端午节的象征物。与端午节习俗相关的许多物品，如五彩丝、五色缕、五以缯、五色桃印、五毒符、五时图和五时花等，象征五个方面和五行相生相克，目的在于驱魔避害，以保清洁平安。端午节的粽子和龟肉象征阴阳相裹、阴阳和合。
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既有糟粕的成分，也有精华的部分；既有迷信的因素，也有科学的成分；既有消极的因素，也有积极的因素。应该科学分析、科学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