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繁荣鼎盛时期，在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青铜容器重要性渐次失落，惟铜镜仍为日常不可缺少的必需品而成为当时青铜铸制的重点，能工巧匠集心智与技艺于此，创造出足以夸耀于世的实用工艺品，其中汉代铜镜的研究又至关重要。

　　丰富多彩的汉镜类型中以博局镜类最为突出，国内著作中对此类镜收录较多，1935年梁上椿《岩窟藏镜》中已对TLV纹的来源等有所论述。日本学者对此类镜研究较早、较多，1920年富冈谦藏根据镜上铭文，认为博局镜是以王莽时代为中心的镜类。此后不少日本学者主要对这类镜进行过类型学和年代学的探讨，研究的重点与中国学者不同。

　　博局镜题材厚重，涉及面广，国内著作中对此类镜收录较多， 1935年梁上椿《岩窟藏镜》中已对TLV纹的来源等有所论述。日本学者对此类镜研究较早、较多，1920年富冈谦藏根据镜上铭文，认为博局镜是以王莽时代为中心的镜类。此后不少日本学者主要对这类镜进行过类型学和年代学的探讨，研究的重点与中国学者不同。总体来看，对这类镜的名称含义、纹饰内容等论述的文章较多，但较系统的专题研究著作几乎没有。回顾此前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深感对博局镜的基础性、全面性、全局性研究还有不少难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必要对汉代博局镜进行全面系统综合性的研究。

汉代博局纹镜

　　一、汉代博局镜综合研究的重要意义

　　第一，汉代博局镜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镜类之一，是商周战国铜镜向汉镜风格转变的典型标志，以此类镜为契机，中国铜镜开启了图文并茂的新时代。博局镜构成要素复杂，布局巧寓变化，纹饰奇趣横生，铭文系列众多，其出现和流行时期也是汉镜装饰艺术变迁和风格演化历程中最重要的阶段。

　　第二，博局镜出土和传世数量多。《宣和博古图》中就收录了17面，有的以纹饰命名，如十二辰鑑、四神鑑；有的以铭文命名，如尚方、清明等。《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收录铜镜175面，博局镜有47面。《广州汉墓》收录东汉铜镜66面，博局镜有33面。这些资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原创观点、原发性思维。

　　第三，博局镜内涵厚重，思想深邃。纹饰和铭文鲜明地反映了汉代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思想信仰、社会生活诸多方面。集中地表达了期望高官厚禄、子孙蕃昌、享乐富贵、长生不死的思想。对神仙的崇信、对人生的追求、对未来的企望是中国其他时代的铜镜中未曾有过的。

　　第四，博局镜是多学科参与研究的重要载体。从既往研究的态势看，对博局镜考古学的年代学、类型学研究是一个重要方面。

　　二、汉代博局镜研究的几个重要领域

　　第一，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领域。以博局镜为研究对象，不仅是对此类镜，也要对汉以前及汉代铜镜研究的现状有所了解。总结早期特别是战国铜镜的发展及风格特点，以显示博局镜是汉镜风格确立的一个重要镜类。

　　第二，考古学领域。科学划分博局镜的类型。类型划分是认识不同类型铜镜特色的最基本要素。对博局镜类型划分多样性的现状，必须确立博局镜类型划分的原则和要素，才能更好地了解博局镜发展演变规律。对各类型进行型式划分，以了解不同类型的流行阶段及共存关系，为汉镜的分期、类型划分提供新的思考路径。明确博局镜发展的历程及其分期。汉代墓葬分期基本确立，为汉镜的类型、形制变化与分期提供了可靠的标尺。

　　第三，历史文化艺术领域。深入研究博局镜纹饰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因素和思想文化观念。这是认识博局镜历史文化价值、艺术审美价值的最重要方面。

　　博局镜铭文系列的划分和铭文的释读。汉镜铭文中博局镜铭文种类最多，为汉镜铭文系列划分开辟新的路径。除了资料积累问题外，铭文涉及汉代文学、文字学、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需要更多地利用此前研究汉镜铭文的成果，重点探讨博局镜铭文的系列及内涵。

　　第四，资料集成领域。汉代铜镜研究中，极少见到《长安汉镜》《辉县汉墓群出土铜镜修复、保护与研究》《南阳出土铜镜》等将铜镜与出土它们墓葬相关联的专著。广泛搜集各地考古出土的资料，特别是有一定数量汉墓中出土的博局镜，以一地或一组墓群为单位，分析、整理，然后归纳、集中形成一个较全面系统、概率性较高的数据。

　　三、汉代博局镜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哲学社会科学应具有鲜明的特性——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如何构建适合于铜镜研究的写作范式，在研究中贯穿科学意识和开拓精神，必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突破。

　　第一，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的梳理。中外学者对博局镜的名称和构图探讨较深外，基本上没有进行综合性研究，相对来说日本学者关注得较多，重点还是类型学和年代学。

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收藏品

　　笔者认为梳理和总结视野要更宽广，要充分利用与铜镜历史文化艺术相关的文物，如画像石、画像砖、墓室壁画等汉画资料及其他文物。徐州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的六博图，生动地展现了当时博局的形象。日中金乌和月中蟾蜍的图像不仅出现在博局镜青龙白虎头部的上方，在新疆楼兰古城的汉晋墓木棺两端也看到了金乌、蟾蜍彩绘图，可见这种观念流传之广。神话传说、奇禽异兽，成为汉镜中数量最多、最为集中和最具代表性的纹饰，博局镜中西王母更是一个重要的题材。除了汉代画像石上刻画了众多的西王母外，在画像砖和壁画中也看到了栩栩如生的西王母图像。因此将博局镜与一些文物进行比较研究是很必要的。

　　第二，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日本学者除主题纹饰外，比较重视镜缘纹饰。有的学者则是以缘饰和主纹为基准，而且缘饰作为第一基准，主纹为第二基准。中国学者一般以主题纹饰为划分标准。又如有的学者对博局镜中乳钉专门进行了分析，为博局镜的构图异同和流行时代增加了更多的佐证。笔者认为中外一些学者对博局镜各个要素的细化研究可供参考。在今后的综合研究中，应该从纹饰、铭文、钮座、乳钉等各要素分别进行全面分析。纹饰包括主题纹饰、辅助纹饰、镜缘纹饰，铭文涉及铭文的系列、铭文系列的组合关系，铭文与纹饰的组合关系，钮座的形态，乳钉的形状、数量及其布局等。然后组合各个构成要素，从整体方面研究其类型、流行时代及历史文化艺术方面等内容。

　　第三，科学整合文物资源。首先以地方出土资料，特别是比较集中和完整汉墓资料为中心，进行分类、分析。如《洛阳烧沟汉墓》《广州汉墓》《长安汉镜》《辉县汉墓群出土铜镜修复、保护与研究》等诸多著作中就收录了不少博局镜，可以对这些众多的素材进行抽象的提炼，按其基本要素列出表格。其次将这些表格进行归总，整合，排比，发现不同地区的特异性和共性，《中国铜镜图典》《修订本》中收录了全国各地出土和传世的80余面博局镜，为了解汉代不同地区的博局镜情况提供了线索。为此，笔者希望尽快建立铜镜数据库，为研究铜镜提供科学的、广阔的研究平台。

　　第四，重思想，重理论。此前研究博局镜更多的是从考古学维度思考问题，今后的研究必须改变思维模式，多视角的观察。

　　第五，充分利用图像资料。图像所具有的形象形和微观性，最能表现博局镜的纹饰艺术。除照片资料外，应增加铜镜拓片、纹饰特写等图像，以突出博局镜的艺术风格、审美品位，并进行博局镜图像的集成，重点是南北各地墓葬出土的资料。其次是文博考古单位收藏的传世品，民间藏镜中也有一些重要资料，亦不可忽视。

　　总之，对汉镜中某一种类型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应该说是中国古代铜镜研究的重要创新点，此前不少铜镜著作有定型化的倾向，泛泛介绍不同时期铜镜类型，缺乏新意。对汉代博局镜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一定会有新观点、新概念和新成果。（作者单位：首都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