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我们五千多年的社会文明进程中，一直是传承不息，不断发扬光大而且历久弥新。一部二十四史记载爱国以家、公而忘私的忠臣廉士不绝如缕。特别是面临外敌入侵国家处于危急之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取义成仁，毁家纾难”、甚至于举族慷慨赴死，共罹国难的英烈门第比比皆是。读之鼓振人心，勇懦共奋。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所封之地谓“国”，诸侯的属臣卿大夫所封之邑谓“家”。这个时期的家国观念认为“国”与“家”是两回事，是不同层次的权力组织。孟子曾说过：“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孟子是战国时人，主张仁政，他是从君子修身的角度谈齐家与治国关系的。杨伯峻作注认为孟子在这里所说的“家”是一般意义上的家，而不是“大夫曰家”的“家”。傅斯年有同感，说：“孟子以为国之本在家者，仍以春秋时代宗法之义言之也。”

　　许多人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家国观念，在理解“家国情怀”时往往用“家国同构”来解释。但是家与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却处于尖锐的矛盾和斗争之中，《左传·襄二十九年》说“大夫皆富，政将在家”，意思是政权下移，形成“陪臣执国命”，“政由私门”。这种局面一旦形成，诸侯之国就要亡了。宋鲁亡于大宗和庶支之争，齐晋丧于异姓卿大夫之家。在春秋战国社会剧烈变动时期这种以家代国的事情不胜枚举。被史学家顾亭林称之为“一大变局”中，家国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很难用“家国同构”来说明“家国情怀”。

　　按《六書故》“家”，人所合也。从㐺，三人聚宀下，“乑”古“族”字，乑譌爲豕。也就是说“家”字的初写是宝盖之下一古“族”字而不是“豕”。“家”字的这种原形充分反映了家国产生的历史过程，《左传·隐公八年》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以土而命之氏。”这就是说，从五帝时代到夏商周时期，无论是部落盟主的官天下还是夏商周的家天下，他们的统治都是施行赐姓、胙土、命氏的封建制方法。《潜夫论笺·志氏姓》云：“昔尧赐契姓子，赐弃姓姬，赐禹姓姒，氏曰有夏，伯夷为姜，氏曰有吕。下及三代···”《尚书·尧典》记载禹治水成功之后被“锡土姓。”《国语·周语下》对此更有详细的记载。所谓“赐姓曰姒”就是命禹为姒姓之长，即姒姓的大族长。“氏曰有夏”就是把某一地区的土地和民人赐给禹建国，命名禹的国号为夏，从此“夏”下就成了一个姒姓政治实体。赐姓、胙土、命氏，是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过渡阶段特有的现象。在这个过渡阶段，家、族、国三者不分。《诗》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所反映的就是这一时期的经济情况。所以在春秋战国以前，作为统治者阶级，家即是国，国即是家。家指人之众，国指土之疆，同姓构成大家族，家族所占据的城邑乡野，有土有人斯有国。所以在这个时期家是国之主，国是家之基，家国一也，兴亡同之，福祸共之，家国情怀焉不一之?因此说“家国情怀”产生于我国文明发轫的时期，或者说发祥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早期，孕育于远古先民的记忆里，赓续在中华民族的文脉之中，凝结为中华民族坚如磐石的信念，成为构成中国文明和文化的永久基因。我们的国歌就是全中国人民家国情怀面临民族危亡所迸发出来的共鸣和呐喊。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广大人民群众成了国家的主人。人民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利益上来说国即是家，家即是国，这是毫无疑义的。在新的时代，为我们履行“家国情怀”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让我们继续发扬“家国情怀”的光荣传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