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顾恺之《女史箴图》中的对镜梳妆 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古代铜镜，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用于照容的实用器物，同时，其丰富的样式和造型精美的纹饰使之成为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艺术品，是体现不同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艺术和社会生活，甚至宗教变迁的重要载体。 南宋·顾恺之《女史箴图》中的对镜梳妆 故宫博物院藏 青铜镜最早发现于距今4000年左右的齐家文化，历经商周、春秋战国，以至汉唐时期达到高峰，在宋元至明清之后逐渐衰微，是中国古代使用时间最久、铸造数量最多的铜器之一。
齐家文化三角纹镜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商周时期，铜镜最早作为祭祀用的礼器。镜背装饰语言丰富，镜面平滑光泽，已经具备基本的照容功能。
战国时期
战国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随着礼乐制度的衰落，青铜礼器的铸造数量逐渐减少，而日常生活的实用物品逐渐增多。这一时期的铜镜种类多样，数量和纹饰的类型增加，铸造技艺精巧成熟。
战国 嵌松石花叶纹铜镜 深圳博物馆藏
战国 武士斗兽纹铜镜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从器形上来说，古代铜镜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带柄铜镜，主要流行于西亚、中亚等区域；一类是圆板带钮铜镜，主要流行于东亚等区域，以古代中国为代表。战国时期的铜镜大多为圆形，极少数为方形。镜背有钮和钮座，方便手持。镜面平直，边缘平或向上微卷。
战国铜镜纹饰一般由地纹与主题纹饰构成，地纹映衬主题纹饰，形成了明显的“两层花”风格，使得镜背纹饰层次分明，主题突出，同时又繁缛复杂，具有神秘感。
战国时期铜镜纹饰内容丰富，有纯地纹、花叶纹、蟠螭纹、禽兽纹、连弧文、山字纹等。其中山字纹是楚地铜镜的常见纹饰，有三山、四山、五山、六山等不同样式，以四山纹最为常见，三山纹、六山纹极为稀有。
两汉时期
汉代的青铜器铸造成就卓越，逐渐摆脱商周时期青铜器作为礼器的意义，从庙堂之上走进寻常百姓家。器物形制也从严肃、厚重逐渐变得精致、灵巧，纹饰题材丰富。 随着汉代手工业的发展和金属铸造工艺的不断进步，这一时期的铜镜开始商品化、平民化。铜镜作为日用青铜器，在两汉统一的时代背景下逐渐普及。铜镜的装饰艺术也有所突破，除了具体形象的纹饰，如动物纹、人物纹之外，还出现了许多抽象的纹饰图案。
两汉时期的铜镜仍以圆形为主，是我国古代铜镜发展的第二个高峰。西汉到东汉早期，铜镜纹饰趋向简单朴素，单一线条，多见星云纹、草叶纹、连弧纹、铭文镜等。 铭文镜是这一时期最为流行的铜镜样式之一。根据镜背铭文起始的关键字，又分为“昭明”镜、“日光”镜、“湅冶铜华”镜、“日有熹”镜等。
西汉 “日有熹”连弧文铜镜 溧阳市博物馆藏
西汉 “见日之光”铜镜 襄阳市博物馆藏
这面“日光”镜内区为四组短斜线纹，外区宽带纹和斜线纹之间饰有铭文：“见日之光，长毋相忘”，每二字之间有一个“日”形符号相隔。 昭明镜是铭文镜中较为典型而普遍的一种，由铭文和其他纹饰组合铸就。
昭明镜因镜背有铭文“昭明”二字而得名，全文共四句：“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穆而愿忠，然壅塞而不泄。”说明制造铜镜的材料都是质地清明之物，散发的光辉可与日月光芒相比。 沈括的《梦溪笔谈》卷十九《器用》也对昭明镜有所记载：“世有透光鉴，鉴背有铭文，凡二十字，字极古，莫能读。以鉴承日光，则背文及二十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
西汉 昭明连弧纹铭带镜 汉景帝阳陵博物院藏
西汉晚期 连弧纹黑漆古昭明青铜镜
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铭文镜依然流行，出现了浮雕工艺。此时流行阴阳五行学说，且在谶纬学说和神仙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禽兽纹、四神博局纹等纹饰。 “四神”是我国古代神话中的四方神灵，四个方位分别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主纹区“四神”为核心纹饰，另有镜圈纹饰相配，青龙配羽人，白虎配麒麟，朱雀配凤鸟，玄武配龟蛇。 铜镜外圆内方，象征天地相通。镜背纹饰简单清晰，线条生动有力，结构丰满和谐。
东汉 四神铜镜 石河子大学博物馆藏
博局纹镜又称规矩纹镜，据传其图案源自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六博棋盘。纹饰中可见规则的三个符号，很像英文字母“T L V”。博局纹镜造型整齐严谨，布局规则。镜体厚重，镜钮较大，多为半球形，镜背除T L V符号外，常见锯齿纹或云气纹。
东汉中后期，中国古代神话体系进一步发展，出现神兽纹、龙虎纹等纹饰，西王母与东王公、四神、羽人等神人神兽形象承载着人们的升仙思想。
东汉 建安十年重列式神兽镜 绍兴博物馆藏
东汉时期，浮雕式的铸造技艺开始逐渐去掉线条勾勒的刻画方式，到东汉晚期成为主流的描绘方法，使得镜背纹饰更加立体，图案造型更加丰富，刻画形象栩栩如生。 这一时期的铭文镜同样内容丰富，在镜背有一圈或多圈铭文，并出现了越来越多简单直白的祝福词语，比如“长宜子孙”“君宜高官”“家常富贵”等，以求子孙繁衍，人丁兴旺，加官进爵。这类铜镜被称为“吉语镜”，也称“吉铭铜镜”，无一不承载着古人美好的愿望。
东汉 “长宜子孙”铜镜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西汉 “中国大宁”瑞兽博局纹鎏金铜镜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除此之外，方形铜镜的纹饰也别具一格。这面东汉时期的彩绘铜镜器型方正规矩，镜背带有环状镜钮，主纹饰为红色、白色、紫色等颜料绘制的蟠龙纹，整体色彩绚丽，极为美观。
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高峰期。
在这一时期，铜镜的形制出现了极大的突破。除最常见的圆形外，葵花形、菱花形铜镜也数量繁多，另外还有方形、亚型、八角形等其他形制。 隋至初唐时期，铜镜纹饰及布局仍有汉晋遗风，以瑞兽、铭文为主，镜背常刻有浮雕式的龙虎、麒麟、狐等瑞兽。四神纹、十二生肖纹也较为流行，外部多以花草纹、卷云纹为饰。 盛唐之后，铜镜纹饰出现新的变化。铭文逐渐消失，瑞兽纹由静态趋向动态，并出现忍冬、蔓草、葡萄、禽鸟等元素，开始形成以花鸟为主的主题纹饰，同时出现了人物故事纹、蟠龙纹、双鸾纹等新的纹样。 这一时期的瑞兽图案逐渐摆脱汉晋时期对五行学说及神学思想的崇拜，将瑞兽与葡萄纹、禽鸟纹和花卉纹饰相结合，体现出更多人情化、世俗化的审美倾向，从对神性的崇拜转移到对生活的观照。
唐 双鸾瑞兽纹菱花镜 吴中博物馆藏
“双鸾开镜秋水光，解鬟临镜立象床。”唐代诗人李贺的这首《美人梳头歌》正是描写女子对着饰有双鸾的铜镜，解开发髻对镜梳妆的场景。除此之外，飞鸟、蝴蝶等动物纹，缠枝莲花等花草纹也是这一时期常见的纹饰题材。 人物故事纹镜题材丰富，内容涉及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历史轶闻、社会生活等，比如“真子飞霜镜”“嫦娥奔月镜”“三乐镜”，说明这一时期的人们更加关注现实，以及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故事和感受，铜镜纹饰题材走向自然和大众，形成写实的审美风格。
这面铜镜镜背一侧有人竹林前抚琴，另一侧凤鸟起舞，下方莲池荷叶出龟，上方祥云环绕。除了祥云之下并未题刻“真子飞霜”四字，而是以一只飞翔的仙鹤代替之外，其他纹饰皆符合“真子飞霜”铜镜的特征。
唐 “大吉”嫦娥月宫纹菱式铜镜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铜镜的制作技法上，唐朝时期也有很大突破，出现了镀金、贴银、金银平脱、螺钿和宝石镶嵌等多种新兴工艺。
其中，螺钿铜镜的主要工艺是使用贝壳等材料，制作成各种图案粘贴在素镜背面，然后髹漆、研磨。因为贝壳本身质地光泽，部分饰片兼有镂雕刻画，使得铜镜整体造型富丽华美，精致典雅，在当时广为流传。
唐 高士宴乐纹嵌螺钿铜镜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晚唐时期，受佛教影响，铜镜纹饰走向简约，出现八卦纹等宗教色彩浓厚的纹饰样貌。这一时期铜镜的造型、纹饰、工艺都较为单调，逐渐失去了盛唐时期铜镜富丽堂皇、精巧绰约的风格。
宋辽时期
宋辽时期的铜镜大部分为黄铜质，合金中铅含量增加，原材料和制作工艺均不及盛唐时期精致，相较之下更为注重实用性，而缺乏艺术观赏性。
镜面仍保留圆形、葵花形、菱花形、方形等形制，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具柄镜、桃形镜、盾形镜等独居特色的铜镜。
这一时期的铜镜纹饰，部分还延续着隋唐时期的纹饰题材，如花草纹、蟠龙纹、神仙人物故事纹等。其中，人物故事纹中增加了当时民间笔记小说、戏曲杂剧的内容，如柳毅传书、许由巢父等。
宋 蹴鞠纹铜镜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瓷器取代铜器成为主要的生活用品与艺术装饰品。这一时期铜镜纹饰的种类和数量都日趋减少，制作工艺简化粗略，以致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掐丝珐琅、漆背戗金等图案装饰工艺是清代铜镜独有的特点。这一时期的铜镜 “厚重而且镜身大”，在形制上缺乏创新，出现了很多仿古镜。纹饰以铭文镜居多，大部分是四字吉语。同时，龙形纹饰出现较多，形态不一。
清 婴戏铜镜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婴戏图”是中国古代人物画的一种，主要描绘儿童游戏时的场景，已有千百年的历史。清代铜镜将“婴戏图”展示在铜镜镜背上，将儿童嬉戏的场景生动形象地展示在镜背之上，承载了人们祈求富贵满堂、多子多福、家业兴旺的美好愿望。
清 佚名《磨镜图》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从铜镜精美的纹饰中，我们欣赏到古人高超的制作技艺，也看到不同时代体现出的丰富思想内涵，以及对现实生活的观照。 那些飞扬的纹饰，有的古拙简朴、丰满奇异，有的秀色纤纤，富丽堂皇。它们以独特的存在见证着时代的风云变幻和历史的兴衰更替，以其繁缛细致的风韵诉说着无尽的光阴流转，千年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