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天都要看的书，最开始的样子就是简牍。不过简和牍是两种东西。“简”字从竹，是把竹子削成平平的一小片竖条，从上到下直直的，只能写一行字；牍，是写了字的木片，版面比较大，经常用作公文处理。现在“简牍”合在一起已经成为一个名词。不过在纸出现前的约2000年的时间里，书写上一直以竹简为主。关于这一点，我国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均可以说明。

虽不像甲骨文的发现那样一鸣惊人，但用简牍来记事作文是我们一直都知道的事情，而且可能远早于甲骨记事。《尚书·周书·金縢》写周公为武王祈福——“史乃册祝”，《尚书·周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诗经·小雅·出车》写因有紧急的军书来到，战士不能回家，“岂不怀归，畏此简书”。这些记载说明商周时期乃至更早，文字的主要载体介质就是竹简。

迁陵以邮行洞庭（里耶秦简博物馆藏）

三国孙吴，“君教”文书木牍（长沙简牍博物馆藏）

几个最主要描写书籍的字都和竹简有关系。

册，最早见于甲骨卜辞。字数比较多时，一根竹简写不下，就写在多枚竹简上。将这些单枚简按照上下文顺序依次摆好，用皮绳两道编好。孔子读书勤奋，几次翻烂了编连《周易》的皮绳，“韦编三绝”就是这么来的。

篇，是比册更大一点儿的计量单位，有很长的文字内容在一起完整地成为一个单位。通常一“篇”中可能有很多“册”。班固著录最早的系统性书目《汉书·艺文志》，就大量采用篇来做书籍描述单位，因为东汉时能搜集来的书籍大部分都是简书。

典，双手捧册为典。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讲典，说它从册从大，是重要的书，所以用来称呼“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上古最重要的书。我们今天看到“典”，仍然有一种威严古雅的观感。

比如“史”字。《说文》谓：“史，记事者也。从右持中。说写史要有公正立场，不偏不倚，正是史家之传统，2000年来无人疑问，直到清末吴大澂据金文字形提出“从右执简册说”。他说：“史，记事者，象手执简形。”古人写简，不像我们今天这样伏案写作，而是一手持简，一手秉笔，悬空而书。吴大澂的新论正好也符合简书规制。如果真如此，人类萌发历史概念的那一刻，或许就受到了简册书籍的启发。

此外，还有比简更短一些用于占卜的“签”，大臣上朝时举的“笏”板，算数时用的“筹”，都是因为竹简的关系而造出来的字。

我们再来说一说“牍”。它是采用一块平整的木板，在上面写字或者画上需要的地图和纹饰样子。因为尺寸比较大，所以用起来比较自由，不像简只能写字。王充在《论衡》里写道：“断木为椠，㭊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就是制作木牍底板的过程。写了字的木板叫做牍，还没写字的叫做椠。古人写起文章来用字虽然少，可是意思一点儿也不马虎。

说到牍，好像一般都附庸在简的后面，原因可能有几个。第一，简出现和使用的时间要远早于牍。从文献和相关出土文物看，竹简大约从上古时代一直用到公元5世纪初，而木牍从秦汉时才出现，使用数量也远不如竹简。第二，木牍一般单片使用，也有数片编连成“札”的，但不普遍。牍主要用于政府公文性质和书信函柬，长篇著述一般还是使用简。刘禹锡《陋室铭》名句“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正是以案牍代指公务文件。今天我们也用尺牍代指书信，“尺牍书疏，千里面目”，就算远隔千里，收到故人来信见字如面也倍感亲切。

九九乘法口诀表（里耶秦简博物馆藏）